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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0月31日星期六

史记:自主反链接共享网PageRank纪录091031日4时Google.PR值升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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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卧野观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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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史记:自主反链接开放共享网——卧野观天的PageRank升级纪录,于2009年10月31日4时25分许,Google PR值升级为4值。特此记录。


上次Google PR值升级情况:

PageRank升级纪录,20090528日Google PR升为3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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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0月27日星期二

09/10/27人民90%否定收入分配改革,应加全民公有制利润50%月分红

09/10/27人民90%否定收入分配改革,应加全民公有制利润50%月分红



作者:卧野观天

原文网址:http://qqggqqmm.blogspot.com/2009/10/0910279050.html


实践已证实邓式改革开放30年是走了一条复古制的歧路,为了制止未来中国老病复发重犯走歧路走弯路,有必要站出来唤醒农民工人文艺人大众,有必要浇醒全民所有制以及集体所有的公司、企业的国家政策方案制定者和决策者!



由于时间和心境问题,粗列一点作为社会意识引导和启动。



卧野观天的说法(暂粗说一通,不论逻辑不管句读,以意示人):



一. 本论目的:

1,激化公平、正义、社会科学先进性的个体思维以形成社会生产和分配正义先进公论。

2,促使分配政策方案的制定者和批准者改正错误、改进政策。




二. 90%的人民群众否决中国新一轮由发改委就业和收入分配司制定的收入分配调节方案,而应改进为,以全民所有的公有制经营所得的利润的约50%按月全民分红为分配改革主体,以工资福利费用改革为次体的策略。同志们赞成否?


我坚信90%的人民大众会支持本改进提法。不信呀?那就搞个民意调查投票看。赌一把!



三. 全民所有制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事业的利润分配方案核心精神(范围:指全国):
利润约20%分给设备更新和技术发展等的企业积累;利润约30%用于国家教育、医疗、养老金补贴等福利事业开支积累;利润约50%用于具有股权的主人或叫老板分子的每月全民分红[主要供给个人或家庭生活保障用,应分配多点]



四. 一个全民所有制的公司或企业,中国的全体人民群众都是有股权的份额老板,企业的支出粗列由工资等费用支出和利润分配等的所有者权益支出构成。这是一个经济单位的粗略支出构成。工资支得多,就连原本有利润也都能变成亏损。这对企业的所有者的权利是侵害和丧失公正、公平、公义的。不处理好工资和利润的合理比例,是犯结构性模板正义的错误,这样会为以后大动乱埋下核武器的。



五. 不是所有的全民每一员都进入全民所有制单位上班的。有些有上班,有些没上班,但他们都是老板的一员,作为老板一员,没得上班了,那他什么都没有,当了老板还得饿死!说得过去吗???



六. 这些企业的主人(所有者、股东、老板们)——全民所有制的没班上的人民群众,每天都要吃饭,怎么整?难道他们当了老板,还连饭都没得吃?



七. 有班上的得到工资性质收入和每月利润分红两部分;没班上的就只得到每月利润分红——可用于维持生存方面。



八.不分红而把它(除企业更新、发展积累等公积等)都归于社会养老金是隐患性错误。就假如说某人是全中国全民所有制生产资料的主人(所有者之一、股东),没得班上没得工资,又没给每月利润分红,你们说有给他社会养老金,可他53岁就饿死了,你们咋说?他是老板之一,却饿死了,养老金他一点都没得到,反而因你们的那个做法而饿死——他还是一个老板啊,可他这个老板到死资本和利润连一分都没得到!!!



九. 全民所有制的社会主义之所以被绝对优势拥护,就是因为社会中的人个个都是老板,这就是它从人性、集体力量、科技应用等上优越于、战胜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地方。



十. 有了全民所有制的企业利润50%的分红,作为维持生存的主要部分,是人民群众对当前和未来能得到的生存保证。好处是有了幸福感,有了生活信心,消灭对未来生存危机的恐惧,巨大的增强良性循环的内需。



十一.由于生存无忧,这将对大力发展具有无比优越性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以至迈向共产主义道路的社会变革扫清绝大多数的人为的麻烦因素及阻力。有利于未来优化社会发展和优化群众生活的良性社会变革。



十二.对于当前的老龄化的老人养老,由于家庭成员都有了全民所有制的月分红,加上其他的收入,在老人养老金不足情况下,这可以合并一起来供养老人,并且能让老人得到传统美德的敬老及享受到子孙同堂的天伦之乐。



十三.当前,来说这个,做小生意的某小老板,还不知道过几年后,自己生意会不会倒闭关门而变得无依无靠的,而且还要日夜不分的干活、走不开门店,少了很多生活享受。我看,他会放弃无保障无优势没后靠的小老板活法而优选加入,或支持卧野观天唱导的约50%分红的、这种社会主义的道路和建设的。本认为,大部分人还是为了生活而劳动的。



十四. 国务院不是股东会性质,无权拍板工资分配方案,因它涉及所有者权益是增是减问题,也可是说这关系中国全体人民利益的问题;现在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除非接受本分配精神,否则人民群众可以不承认近年来的全国人大决议的!——为什么?



看!自从走上笑贫路线的改革开放后的二十多年来,你全国人大代表是些什么人?绝大部分的是:书记、市长、省长、老总等的官僚;地方老板资本家、各地有影响的有名富人、地方民间势力头面社交人物、甚至还有不少黑社会头子;一大把一大把的演员、文艺名士;等。
可又有几个是普通农民工人、几个普通百姓?比例占多数?你说,这样的大会能代表全国人民的真正意志吗?所以它是假的。



它的决议,群众高兴的可以勉强认它,群众不满意的也可以理由十足的推翻它!咋搞成这样呢?真伤心啊!

特别是政治经济学的行家、真正懂系统经济安全经济的、敢于坚决地抵制错误路线的人民好总理李鹏生了几个月病的93年的那个“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居然挥斧直砸人民共和国的、中国共产党的、国家宪法的基石——“全民所有制”!

在这,向捍卫人民大众利益的人民总理李鹏致以崇高的敬意!!!



本来,当今世界上,民主的最高级形态是代表大众当家作主的中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而这么多年来却搞出个假的,把它搞得还不如美国的议会制!真他妈专制的92年的那句“不改革,就下台!”。




十五. 独步并加快地取消不同行业、不同企业的工资性支出差距。因为这太不公平了——不服,可以调换嘛!不信效益差的企业里没有一个比你厉害的!而且年薪只须八、九万元。



十六. 实现条件基础:

集团化、系统化运作、大集体财力支持、系统接济互济功能、特大集团智力库、高技术高级自动化机械设备有条件的得到成功运用成为现实,现代化大规模化的协调的社会生产和休闲幸福生活的实现。



粗略的按均富的讲,前古一人能养一人、古代一人养一个半、近代一人能养二、现代一人能养四、现在一人能养十、将来50人的工厂或水电站就能养至少两万个人!这得先保证科技发展能得到落实和能用得到的啊。



象邓不改悔路线的搞个体化私人化,能做得到或用得着这科技发展应用吗?回答是,没那么多的田可耕、就是有机器,打工仔也不会给你老板开好那破拖拉机!



十七. 结束。你还说全民所有制的社会主义不好吗?改进了的毛式社会主义大道不光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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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证材料:



贫富差距悬殊 中国新一轮收入分配改革再起步

2009年10月26日07:54 来源:http://finance.people.com.cn/GB/10254728.html


“资本所得偏多,劳动所得偏少”现状将改变

 收入分配关系到每一个人的钱包,向来都是一个敏感话题。从2006年公务员工资制度改革开始,中国新一轮收入分配改革在争议中走走停停。

  如今,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这轮改革再次起步。

  今年4月2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关于2009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的意见》,提出加快出台《关于加强收入分配调节的指导意见及实施细则》(下称《指导意见》)。

  据报道,10月21日,中国国际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原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表示,由国家发改委就业和收入分配司制定的收入分配调节方案已上报国务院待批。相关权威人士透露说,诸项改革可能于今年内陆续出台。

  贫富悬殊仍在拉大

  相关数据显示,从1978到2006年,我国居民收入年均增长6.7%,这跟中国高达两位数的经济增速形成鲜明对比。而且,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突破了合理的限度也已是不争的事实。

  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数字,中国目前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只有4.7%,而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高达50%。突出表现在收入份额差距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东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差距过大、高低收入群体差距悬殊等方面。说到贫富悬殊,不可避免地要提到一个概念——“基尼系数”。

  基尼系数是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不平均分配的百分比。基尼系数是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重要指标,这个指数在0和1之间,数值越低,表明财富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越均匀。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一般发达国家的基尼指数在0.24到0.36之间。

  相关人士告诉记者,由于基尼系数的计算过程比较繁杂,计算方法也不统一,目前我国国家统计局并不统计基尼系数这一指标。

  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1960年代,我国基尼系数大约为0.17~0.18,1980年代为0.21~0.27,从2000年开始,我国基尼系数已越过0.4的警戒线,并逐年上升,2006年已升至0.496,2007年达到0.48。

  世界银行报告同时显示,最高收入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和最低收入20%人口的平均收入,这两个数字的比在中国是10.7倍,而美国是8.4倍,俄罗斯是4.5倍,印度是4.9倍,最低的是日本,只有3.4倍。

  这也就意味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由世界上居民收入最平均的国家之一,变成世界上居民收入差距较大的国家之一,城乡、区域、行业、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持续扩大。

  “基尼系数过低和过高都不正常。过低意味着极度平均,过高意味着贫富差距过大。一般来说,基尼系数0.3为正常。我估计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在0.5左右。”中央党校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教授向《中国经济周刊》分析。

  “收入分配问题,从浅层次看是经济问题;但从深层次看,则主要是体制问题、政策问题。对收入分配问题,一定要从体制运行、发展战略、政策调整和宏观决策机制等方面来研究和解决才有成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向《中国经济周刊》分析。

  《指导意见》重点考虑薪资

  贫富差距过大已经引起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

  “将出的《指导意见》主要是理顺国家、企业、老百姓三部分的分配结构关系,同时也包括二次分配中财政收支中拿出多少用于社保、教育等问题,甚至三次分配中的慈善事业也都涉及到了。”苏海南表示,《指导意见》实际上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关于进一步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大政方针原则的一个具体体现,是一个全局性的宏观指导意见。

  “《指导意见》就是按照十七大提出的‘限高、促中、提低’的要求怎么做实,可以说跟每个人都息息相关。”《指导意见》在今年5月份上报国务院之前的征求意见稿,曾征求过国家发改委社会学所所长杨宜勇的意见。作为研究社会学的资深专家,杨宜勇感同身受。

  “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关键看两个比重:一是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的比重;二是国民收入分配中居民收入分配的比重。而初次分配政策是这次《指导意见》出台的重点。《指导意见》将会提出要在初次分配中适当提高劳动报酬的比重,改变目前初次分配中资本所得偏多、劳动所得偏少的局面。”杨宜勇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此次收入分配调整是双方面的,高的要往低处调,低的往高处调,进一步缩小贫富差距。

  杨宜勇还向《中国经济周刊》透露,垄断行业高收入、事业单位薪酬改革、离退休人员工资以及低保等方方面面在《指导意见》中都会得以体现。“在个人所得税方面,《指导意见》提出了改革的方向,比如个人所得税的征收模式是采用分类征收还是综合征收等”。

  然而,《指导意见》提交国务院已近半年,之前有消息说今年有望出台,到现在仍未有音讯,个中原因引发诸多猜测。

  “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非常敏感,也非常复杂,涉及的方面非常广,特别是在当前金融危机影响尚未消失的背景下,出台会更为谨慎。”苏海南向《中国经济周刊》分析说。

  杨宜勇认为,实际上,已经有一些在研究过程中达成共识的方案陆续出台了。

  例如,9月2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在公共卫生与基层医疗卫生事业单位和其他事业单位分三步走实施绩效工资改革,到2010年1月1日起,事业单位将全面实行绩效工资制。

  再如,9月16日,由人保部牵头制定的规范央企负责人薪酬规范文件《关于进一步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的指导意见》发布。这意味着,一直以来备受瞩目、饱受争议的“央企高管薪酬问题”有望尽快得到进一步约束和规范。

  中低收入者将受益

  改革开放后,我国第一次收入分配改革始于1980年代。1985年国务院发文规定实行“企业工资总额与经济效益挂钩”的收入分配制度。

  业内人士据此认为,今年展开的收入分配改革将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二次大的收入分配改革。此次收入分配改革能否成功,甚至影响到中国经济能否可持续发展。

  这并非危言耸听,日前中国社科院针对252名青年经济学者进行调查,结果显示,88.4%的受调查的青年经济学者认为:“收入分配是否公平,不仅引起各类社会问题,最终还将从根本上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一直在关注收入分配不公问题的周天勇教授通过研究发现,目前我国的收入结构是呈倒丁字形,上部是高收入和中高收入的人群,底部是大量的低收入和中低收入者,调节收入分配改革最基本的还是要增加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其中的关键就是要提高就业率。如果过剩的劳动力太多,真正失业的人也就会多,劳动的参与率就低,分配能力就下降。

  “在国家、资本和劳动三个分配结构中,国家是用权力分配的,企业是用资本分配的,劳动者主要是用劳动力来分配的。如果劳动者失业了,就意味着国民收入的大部分可能是用权力和资本进行分配了,因此,必须提高就业率。而要提高就业率,就应该鼓励更多的老百姓去创业投资,要有更多的小老板。”周天勇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国家要对中小企业创业实施减税、减费措施,让大量的中小企业吸收劳动力。

  周天勇强调说,“要缩小贫富差距,还要从产业结构方面进行调整。目前,我国40%的劳动力还在农业,而我国服务业就业比例目前可能只有33%,与我国人均GDP相同水平国家一般在60%左右。所以,要扩大第三产业的比重,尽快把农业剩余劳动力吸收过来,加大劳动者参与国民经济的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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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0月20日星期二

农民应夺回朱镕基吴敬琏等政府征土地被剥夺的至少100000亿财富

农民应夺回朱镕基吴敬琏等政府征土地被剥夺的至少100000亿财富



编辑:卧野观天

本文网址:http://qqggqqmm.blogspot.com/2009/10/100000.html


    中国的财富都到哪里去了?

来源于网摘


 


2004年8月27日,美林集团亚太地区负总裁马蓉在“2004年中国财富管理论坛上”发布最新报告:2003年中国百万(美元)富翁已经接近24万,比上一年猛增12%。这个增幅不仅大大超过中国9.1%的经济增长率,也顺利地为中国赢得了又一项世界第一:全球百万富翁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

    正如这份《全球财富报告》的名称所要显示的那样,美林显然是想借此说明中国正在成为全球财富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这个特别能够满足虚荣心的头衔也正是许多中国人特别想得到的。而这种虚荣心由一个国际投行巨头所赐予,则更显得其确凿无疑。然而,就在这个令人陶醉的报告发布前几天的8月24日,在离我的住宅不到30米的地方,一位46岁的男人跳楼自杀了。原因是:他每月300元的下岗工资已经无力支付他女儿的学费。几乎是在同一天,南京市区的另外一个小区中一对父子因为同样的原因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或许,我们很难将上面两起悲剧归结为某种单一的因素,但不管如何,贫困以及贫困所带来的人类尊严的丧失肯定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

    自90年代中期以来,此类悲剧事件屡见不鲜,已经很难成为轰动性的新闻。但上面两起自杀悲剧的独特性在于,它发生在中国南京——中国最发达的长江三角洲地区。这说明,由于贫困所导致的自杀现象已经开始向中国的城市蔓延。这个趋势与近年来中国不断攀升的自杀率相吻合。很清楚,这类耸人听闻的自杀事件已经不再是中国下层阶级出于生存恐惧所杜撰出的预言。

  如果美林的《全球财富报告》渲染的是一个财富不断膨胀的中国,那幺,上面两起自杀事件则以令人难忘的方式呈现了另外一个中国——一个马尔萨斯式的古老世界。千真万确的是,它们同时发生在同一个国家、同一个城市。我们不想在一部分人的暴富和另外一部分人的绝对贫困之间建立必然的因果关系,但这种几乎天天发生的让人难以安枕的人道主义灾难,却不能不让我们去思考:在中国财富分配的黑箱中究竟发生了什幺?

    《远东经济评论》2007年第4期一篇文章提供的数据:截止到2006年3月底,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5000万以上的有27310人,超过1亿元的有3220人。超过1亿元者有2932人即超过90%是高干子女,他们拥有大约20450亿元资产,也就是说,3000名高干子弟拥有的资产达2万亿元人民币,平均每人6.7亿元;这些人中,广东1566人,浙江462人,上海225人,北京195人,江苏172人,山东141人,福建92人,辽宁79人。5个最重要领域——金融、外贸、地产、大型工程、证券业85%~90%的核心职位掌握在高干子女的手中。截至2005年底,高干子女亲属仅在海外经营的中国进出口贸易每年就达1千多亿美元,他们拥有6千亿美元以上的财产,在海外定居的高干亲属超过100万,其中高干的配偶和子女就达20多万人。

一、滚烫的土地

    及至1990年代初期,阶层分化和贫富悬殊,还仅仅是徘徊在书斋中的不详推测。但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这个幽灵开始悄悄步出书斋,啃噬中国社会。短短的十多年之后,贫富悬殊已经变成一只巨兽,成为中国社会挥之不去的噩梦。反应在资料上就是中国的吉尼系数在1990年代之后开始急速攀升。从改革前的0.28急剧攀升到0.46左右。据长期研究这一问题的中国学者杨宜勇等人预测,2005年,中国的吉尼系数将迅速逼近0.47.对此,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如果把非货币因素考虑进去,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堪称世界最高!”。在所有对中国吉尼系数的估计中,杨先生的估计并不是最严峻的。有更严峻的估计判断,中国的吉尼系数在近几年已经超越0.50.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这意味着中国已经快步进入贫富差距最为严重的国家行列,成为所谓“收入差距悬殊”的国家。由一个整齐划一的平等社会,转瞬之间完成天壤之别的角色巨变,是中国1990年代创造的又一个世界级奇迹。不过,与那幅已为世人熟知的经济奇迹的炫目图画相比,这个奇迹带给我们的却要阴暗得多。在这幅图画中,在绝望中挣扎的底层与志得意满,奢侈挥霍的上层构成了中国颜色的两极,仿佛来自不同世纪的人群突然聚集在一起。“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曾是这个民族对两极社会最深刻的历史记忆,不幸的是,21世纪的中国真的在开始演绎这种历史记忆的现代版本。的确,当人们发现中国的官僚们动辄用下岗工人一年的工资轻松的打发一顿饭局,同一个小区中的人们收入可以相差数十倍甚至上百倍,为数众多的不幸“落伍者”在生存底线上下沉浮的时候,我们相当确信,中国现实中贫富悬殊已经极具爆炸性,它远远不是冷静客观的吉尼系数可以描述,它正在展开的,是一场规模宏大的历史活剧。有必要询问:中国人20多年创造的财富究竟跑到哪里去了?

    有理由相信,中国在1990年代尤其是1990年中期之后出现了严重的分配问题,而这个分配问题的性质已经与改革前期截然不同。这就是说,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的经济分配已经呈现出明显的零和博弈现象。中国经济学家特别喜欢用帕雷托改进来描述中国改革,但实际上,这个令人愉快和怀念的时光已于90年代中期嘎然而止。当人们仍然沉浸在改革初期代给我们的历史幻觉之中时,中国改革和经济增长已经为一种新的逻辑所取代。这个逻辑就是,一部分人财富增长是以另外一部分的绝对损失为代价的。这与我们1990年代中后期所观察到的现实相当吻合。在这一时期,一部分中国人的生存状况开始在绝对水平上恶化,但非常不协调的是,在这一时期,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富豪也不断涌现。这表明,部分中国人不仅被排除在经济增长的果实之外,而且还受到了蓄意的剥夺。

    检视1990年代中国的财富流向,中国的贫富分化实际上有迹可寻。这首先表现在财富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与毛泽东时代通过统购统销,人为压低农产品价格对农民实施的剥夺不同,改革时期农村财富向城市的转移主要是通过以下三种途径实现的。一是深入农村基层但实际上代表城市利益的官僚体系对农民所进行的收刮,这一点由于各种发生在中国农民身上的残忍事件已经广为人知。但事实上,在财富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这种最为著名的剥夺却可能是最不重要的剥夺。第二种途径,则是通过对流入城市的民工实施制度性剥削来实现的。通过对数量庞大但政治权数几乎为零的农民工实施制度性剥削(压低、拖欠工资、户口限制、子女教育歧视、公共医疗的不平等分配等等),城市获得的财富数量相当惊人,有学者估计,仅仅压低工资一项,城市地区就从农民工身上每年卷走财富4400亿。在中国吸收农民工最多的房地产行业中,劳动力成本在总成本中所占的比例出奇的低,就是这种财富转移的一个力证。财富有农村向城市转移的第三种途径,是通过对农民土地权利的剥夺来实现的。这种财富转移一直存在,但从1990年代后期开始加剧,在最近几年中,随着城市化进程的突然提速而进入高潮。城市化和工业化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土地的巨大升值收益,这本来是中国农民融入城市化进程的一种巨大的潜在资本。然而,在现行农村土地征用制度下,城市当局可以用极低的价格从农民手上征用土地,然后高价出手,其中差价可以达到几十倍之多。中国国土资源部一项调查说,在浙江省上虞市,“2000年土地出让收入为2.19亿元,其中征地补偿费只有591万元,仅占卖地进账的2.7%。”有资料估计,近三年来仅此一项,城市就从农民手中取得9300亿元。

    而这些土地收益除了被官僚体系中饱私囊之外,全部流入了中国农民完全无权享受的城市基础建设之中。如果将历史时期拉长到整个改革开放时期,通过土地流入城市的财富就更加惊人,统计表明在近20年以来,农民承包地被征用的数量达到9800亩,以每亩地农民被剥夺财富10万元计,那么近20年,农民光通过土地征用被剥夺的财富就接近10万亿。这个数字远远超过改革前23年通过“剪刀差”从农民那里剥夺的8000亿。不过,中国农民的损失不是用静态的数字可以衡量的,因为这实际上是关闭了中国农民进入现代化的大门。完全可以预料,对农民工的剥削以及对农民土地权利的剥夺,将是未来农村财富向城市转移的主要形式。作为中国弱势农民所拥有的要素,剥夺了农民劳动力权利和土地权利,也就彻底剥夺了农民在未来市场活动中最重要的两种潜在资本。这就从根本上将中国农民排拒在经济发展的果实之外。而这一剥夺可能导致的更加危险的后果在于:它剥夺了中国农民以主体身份(而不是客体)参与现代化的可能性。这等于人为的制造了一个庞大的社会底层。在这个意义上,后面两种隐蔽的财富转移要比第一种形式远为紧要。因为在现有制度安排下,这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尤其是土地的丧失),换言之,农民的财富损失可能是永久性的。

    有受损者,就一定有受益者。这两年,夹杂在“经营城市”的喧嚣之中,某某或某某的朋友突然成为亿万富翁的故事又开始绘声绘色的流传起来,其中大多数都与土地投机相关。这与1992年之后的市井故事具有结构上的相似。与此对应,中国城市中又出现了一次高温度的繁荣。不过,深入在这背后的土地故事,我们就不难了解这种城市繁荣是建立在什幺样的基础之上。

    中国的贫富悬殊首先表现在城市与农村贫富悬殊上。这种差距在1978年到1984年的短暂时期一度缩小,不幸的是,这个短暂的历史现象将中国改革者麻醉了长达20年之久。与中国众多改革者们的想象不同的是,改革之后财富在农村与城市之间的转移实际上并没有停止,而是以更隐蔽的方式、更大的规模、更加迅疾的速度在持续进行。知道这一点,我们就丝毫不会对中国城乡差距持续刷新世界之最的事实感到惊讶了。

    长期以来,中国的政治领导人为缓解城乡差距做出了不少的努力,但这些措施基本上都是短期性的治标之策。2004年之后,中国各省政府纷纷推出减免农业税的试点,以提高农民收入,降低城乡差距的爆炸性。但诚如我们上面所分析的,这并不能消解中国农民人力被剥削、土地遭剥夺的困境。2004年10月,中国四川省汉源县发生仲共建政以来最为严重的农民暴动事件,其起因就是土地问题。我们不能确定,具有明显古典“农民起义”性质的汉源事件,是不是预示着农村土地财富转移过程已经进入了白热化的时期,但它的确将这个问题上升到了一个相当紧张的高度。如果不能将土地升值收益以某种形式(例如以各地方政府的卖地收入成立土地基金)转换为农民的投资,从而在根本上解决农民在现代化中的主体性问题,中国的城乡分配差距在未来十数年中将长期处于燃点状态。

二、向市场阶级寻租

    财富在城乡之间的转移只是造成中国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的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是,财富在多数人和少数人之间的转移,或者说财富从社会不同阶层向官僚利益集团汇聚。这主要通过以下几种形式完成。一是官僚利益集团对市场阶级的剥削。改革以来,由于市场化将绝大部分中国人口卷入其中,形成了主要依靠市场交换获得收入的庞大人口,我们姑且将称之为市场阶级。正是这个阶级创造了中国改革以来的绝大部分财富。然而,这些财富中的相当部分却流入了官僚利益集团的口袋。

    以北京的出租车行业为例。有记者曾经计算过,如果北京的出租车司机按照中国现行《劳动法》规定的时间出勤,每月收入约6450元,但其成本却达到7000元,这意味着出租车司机工作一个月下来,不仅不能盈利,还要倒贴550元。如此,为了维持生存,出租车司机唯一的办法就是“自愿”延长劳动时间,“今天拉10趟,明天就拉11趟”,以至于北京出租车司机的每天工作时间普遍在13小时以上。基于这个原因,有人将出租车司机比喻称“现代包身工”。那幺究竟是什幺让出租车司机们沦落为“现代包身工”,简单的答案是成本。然而,在北京出租车司机的7000元成本中,“份钱”却占到了4800.而在这4800元的“份钱”中,出租车公司及其相关利益者获得的特许权收益(净利润)达到3300元之多。很清楚,这种特许权利润流向了围绕出租车管理部门以及出租车公司所形成的利益集团手中。“份钱”的确是一个相当形象的名词,它象征着官僚利益集团特许人们进行市场活动所收取的那一份租金。有人曾经计算:北京近20万出租车司机每年要为官僚利益集团创造特许收益261.6亿元利润,而他们所获的工资则仅仅为60亿左右。这种劳动力收益与特许权收益的对比,无疑是触目惊心的。

    这种对市场阶级的剥削不独于北京,也不独于出租车行业。另外一组资料可以从宏观上印证这种深重的剥削。根据仲大军先生一篇文章提供的资料,在2002年中国10万亿的GDP中,“城乡居民分得5.6万亿元,而其中工资总额只有1.2万亿元,其余的4.4万亿元都是通过非正式的分配渠道流入个人手中的”。这本来应该分配给劳动者但却流向了少数人群的4.4万亿中,有多少是属于上述北京出租车行业的特许收益,我们不得而知,但肯定不是一个小数目。劳动收入阶层的收入与“其它”收入如此悬殊,难怪有人直指,中国存在一个负价值的白领阶层。白领是一个打击面相当宽泛的说法,在中国,这个负价值阶层更准确的称呼应该是官僚集团及其市场代理者。

     在中国西部的四川万源市——一个每年财政赤字高达1.6亿元的贫困县级市,官方为了举行一场所谓“纪念万源保卫战胜利70周年”的演出,竟然集资2000万元。所谓集资,不过是以红头文件的形式强行向下摊派价格奇高(最低150元)的门票而已。在这个贫困县,普通公务员的工资不过区区400多元,而在这次演出中出场的一位明星获得的酬金却达到42万元之多。在这个案例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财富士如何通过政府权力向少数人手里集中的。

    像上述北京出租车行业的市场特许权收益以及万源的集资演出等等案例,虽然纯属敲诈勒索,但毕竟是“半合法”的。相较于此类对市场阶级的“半合法”剥夺,财富向少数人转移的另外一个信道则要赤裸裸得多,这就是在中国泛滥成灾的官员腐败。有学者估计,自从1990年代以来,中国官僚利益集团及其代理者每年所获得的法外的“腐败收益”高达1万亿左右,占到GDP的10%以上。与上述对市场阶级的直接剥削不同,腐败收益主要是通过对国有存量及流量资产的侵吞,通过对财政资金的巧妙贪污,通过对属于社会公众的银行资产的盗窃而来。这种腐败收益是通过“负性”的政治机制来实现的,而其代价则表现为“中性”的银行坏帐和日渐深重的税收负担。2004年,仅181家中央企业申报核销损失就达4000亿之巨,占中央企业净资产的10%以上。毫无疑问,这些在企业损益表上表现为损失的财富相当大部分已经转变为某些特殊利益集团的个人收益。在中国,各类“化公为私”的技法虽然层出不穷,但大多是打着改革的旗号出笼的,以至于有人愤激而讥称:“改革即分赃”。对于此类假改革之名行分赃之实的手法,大多数人早已了然于心。需要指出的是,当权贵们的盗窃和抢劫在事实上合法化的时候,社会财富迅速向少数官僚上层汇聚,就是一个难以避免的后果。

  在解释“中国人为什幺勤劳却不富有”这一问题时,华裔学者陈志武先生的回答是:中国现存制度设置了高昂的交易成本。我们在上面所讨论的北京出租车行业的案例是这个解释一个非常贴切的例证。不过,陈先生的观察中遗漏了一个重要的现象:并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勤劳而不富有。事实上,部分中国人的富有已经达到让发达国家都瞠目结舌的程度。在美国,在澳洲,来自中国大陆的神秘富豪在置业时一掷千金的故事早已不是什幺新闻。一位在华尔街顶级投行服务的朋友曾经告知,一位自称“没有什幺钱”的中国大陆客户一次拿出的理财金额是1000万美金。这给这位去国多年见识过不少发达国家富人的朋友留下了极其深刻甚至是具有震撼性的印象。如果说,大部分中国人的贫穷是因为制度为他们设置了昂贵的交易成本,那幺同样的道理,少部分中国人的速富则是因为制度让他们的交易成本降低到了几乎为零。进而言之,中国的官僚利益集团一手为中国市场阶级的交易活动竖起了高高的壁垒,另一手却放任和鼓励内部人进行盗窃和抢劫(在科斯的世界里,这实际上是交易成本为零的一种至高境界)。这无疑是科斯定理在现代中国一种最具有黑色幽默意味的演绎。一边是交易成本为零,另外一边则是交易成本高昂,在这种不平等的条件下,中国不出现急剧扩大的贫富鸿沟那才真是咄咄怪事。在中国,少数人贪索敛聚,富可敌国的故事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要上演一回。今天,当中国人自以为自己的时代充满了现代性的时候,我们却从那一扇从未封闭过的后门回到了过去。

三、宁赠友邦

    在一次会议上,有一位公司领导人向新加坡总理吴作栋发问:“中国的一些城市提供免费的水电给外国投资者,新加坡政府能否在地产出租和水电费方面也同样给予一些减免?”吴作栋的回答非常干脆:“我们不能进行这种以提供不计经济回馈为基础的竞争。假如我们要求新加坡能源公司提供免费的水电,新加坡能源公司从哪里取得资金?它会向政府拿钱。然后,我们再和另一个人在很不经济的基础上竞争,最后,我们就破产了。”吴作栋强调说,“政府必须计算过后,使竞争在一个可行的长远的基础上进行。”

  与吴作栋的“吝啬”相比,中国的政府官员就要显得阔绰和大方得多。在中国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活动中,贱卖土地(几乎相当于白送),减免税收直至水电增容费用的免收,已经成为各地政府竞相使用的手段。这颇有点像货币的竞争性贬值过程。甲市将开发成本20万元的土地以每亩5万元卖掉,乙市就可能以3万元卖掉。在中国某城市,地方政府甚至以“优惠政策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为口号。当有记者问该市领导“优惠政策有没有底线?”时,这位领导的回答与吴作栋总理的回答同样干脆:“没有”。

  两种回答虽然同样干脆,但却将那位中国地方官员的荒唐衬托得一览无余。不过,放在中国的具体背景中,这位官员的荒唐却是一种理性行为。因为对于这位掌握了辖区土地控制权的地方官员来说,土地是一种无价格的要素,却是毫无价值的东西,是一种毫无价值的“闲置资源”(至于为什幺会这样,则是一个需要篇幅讨论的问题,在此不赘),但如果卖掉,哪怕再廉价,土地价值就进入了核算体系,就能导致GDP的净增加,然后引进投资,又可以增加一次GDP.这样算起来,廉价卖地甚至白送,就是一桩合算的买卖。不过如此一来,流进来的是短期的GDP,流出去的则是真实的财富。很难确切的计算这种以“优惠政策”的名义送出去的财富,但考虑到中国一年6~700亿美元的FDI,数目恐怕相当惊人。按照摩根斯丹利的经济学家谢国忠先生的测算,这些优惠政策所带来的财富损失相当于人民币升值20%。送出去那幺多土地,土地自然就越稀缺,国内居民用于住房的土地价格自然就越是高涨;送出去那幺多税收,加诸于国内居民的税赋自然就越重,贫困阶层的社会保障和福利的资金来源自然就越少。在中国的政治现实中,很容易推论,任何财富流失都将最终传递给中国的弱势阶层。

  除了对“友邦”的直接馈赠之外,中国向外输出财富的另外一个通道是对“家奴”的出口。在持续增长了26年之后——据称这是世界经济史上最了不起的经济奇迹之一,中国的劳动力工资水平仍然只相当于美国和日本的1/50.经济学家们几乎众口一词的将此理解为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所谓比较优势,但大量来自中国出口工厂中的新闻报道则证实:这种所谓的比较优势实际上是一种可以自由使用奴隶的比较优势。据《华尔街日报》记者王必得(PETER WONACOTT)发自中国南部的一篇报道称,在那里的一个中国出口工厂中,许多工人每天经常要工作18个小时,而他们每月的工资起薪仅仅为32美元,这甚至比当地极不人道的最低工资标准还要低40%。显然,无论与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相比,还是与出口产品的总成本相比(劳动力成本经常只占出口产品总成本中的10%),中国的劳动力价格都被严重低估了。不管这种低估的原因是什幺,严重低估的劳动力价格都意味着财富的巨大流失,对中国这样一个出口导向型的经济体而言,就尤其如此。生产越多,出口越多,财富流失越大。无法估计中国由于劳动力价格低估所造成的财富流失,但以中国现在每年5000亿美元左右而且还在不断增长的出口规模来看,这个流失不仅巨大还会越来越严重。人力资本之所以是一种最重要的要素,乃是因为它是可以重复使用,最能动的要素。如果将“人”贬低为一种自然资源(甚至“贱”于自然资源),并作为一种值得炫耀的“比较优势”加以出口,不仅是一种最大的财富流失,也意味着这个经济体长期竞争力的丧失。从历史的常识出发,我们似乎从来还没有看到过那种依靠虐待本国人民就能够发达起来的国家。然而,问题的诡异之处在于,这种以财富流失为主要内容的外向型经济,似乎正在成为中国经济得以正常运转的一个决定性条件。这很可能说明,无论在经济结构上,还是在要素有效率的组合上,中国都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障碍。引进外资、加大出口,在中央政府那里是一种国家战略,而在地方政府那里,则成为扩张地方财政能力和创造政绩的最快捷手段。在整个改革时期,只有在外向型经济方面,中央和地方始终保持着高度一致。两股力量合在一起,终于使这个战略扭曲到不计成本的地步。

四、锈蚀的团结

  在经过26年的改革之后,中国虽然形成了以一个以市场交换为主导的财富创造机制,但具有强制性分配能力的政治结构却纹丝不动。与计划体制相比,市场机制的财富创造能力成级数放大,于是,传统政治结构所导致的财富分配差距也就同步呈现级数放大效应。这毋宁是说,中国的政治体制不仅没有阻止贫富分化,而且主导和加剧了这种分化。这实际上是中国1990年代后期以来贫富剧烈分化的内里乾坤。

  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由旧式政治结构主导的“新”的分配机制趋于定型化。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是这个机制初步发作的社会后果。也就是说,今天中国愈演愈烈的贫富分化不是一个阶段性的偶然现象,而是一种体制化的结果。在这种体制中,那些被排斥在正式的政治分赃结构之外的庞大人口,随时都有可能被抛离于游戏之外,而这个体制为他们设置的“保障”竟然是一种仅仅能(甚至不能)维持简单再生产的标准。中国各省设立的所谓“最低保障线”实际上就是这样一种近乎残忍的标准。如果中国的政治领导人以及精英阶层继续对这种危险的社会分化熟视无睹,一遇天灾人祸或者经济危机的洪流,中国庞大的底层人口将径直被驱赶到只能铤而走险的生存绝境。事实上,一个社会贫富分化的危险性从来不在于富人有多富,而在于穷人有多穷。当有人一点都不脸红地吹嘘自己在扶贫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的时候,中国为穷人确立的贫困标准竟然是每年每人收入637元到882元。这个标准只是世界银行每人每天1美元标准的1/4左右。撇开世界银行的这个“国际标准”不谈,任何在中国生活过的人都可以想象,一年637元到882元的收入,离饿死还有多远?而这正是当今中国贫富问题最为凶险之处。在中国的都市人口及上层精英那里,经济繁荣不但习以为常而且理所当然,但在那些主流媒体看不见的底层那里,生存危机却无时不在,随时都可能不期而至。分化至此,这个社会实际上已经非常脆弱。不幸的是,这个社会的主流却仍然生活在“繁荣永无止境”的幻觉之中。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达到极其险恶的程度,并且马不停蹄地不断刷新经济史的记录,中国经济学家邹恒甫甚至转引民间调查机构的数据认为:“考虑到高收入家庭有隐匿收入的倾向,有些民间调查机构甚至认为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达0.59.”按照一般的标准,0.4以上的基尼系数就属于分配极不平等的国家,中国0.59的基尼系数很可能意味着一部分人已经陷入人间地狱般的身存灾难。对于亚洲的经济奇迹,克鲁格曼先生曾经有形象的描述:亚洲的奇迹主要是靠汗水而不是靠灵感创造的。如果这个说法的确是准确的话,那么以血汗浇灌中国经济神话的“汗水阶层”应该是最大的受益者。然而,结局却非常讽刺,他们获得的回报被压缩到了仅仅能维持简单再生产的最底线。

    更加值得我们警惕的是,中国的贫富悬殊正在以代际的形式向下迅速传递。位于中国城市武汉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一名贫困女生,2004年一年的饭卡消费记录只有8.35元。在长达两年的时间之中,没有人发现这位女生是以捡剩馒头才能勉强度日的。这个故事曾经震惊了许多人。然而,这个看上去似乎十分极端的故事并不孤单。有资料披露,从1998年到2002年的四年间,中国首都某大学月生活费低于150元的贫困生的比例从16%激增到41%.作为新一代人的一个抽样群体,大学生中的贫富差距不仅反映了1990年代末期以来整个中国社会贫富差距急速扩大的现实,也是对中国社会未来阶级图景的一种勾画。如果这个趋势持续下去,那么未来的中国社会将肯定不是变得更加理性,更加温和,而是更加暴烈,更加激进。

    中国的严峻的贫富悬殊问题,并不仅仅只是在危机时刻才会显示出它的政治打击性,经常的情况是,它只是给一个脆弱社会结构的最后一击。而在这之前,它往往会以一种不那么具有爆炸性的经济形式表现出来。在中国,它就是消费能力的长期低迷。自从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经济长期为“原因不明”的内需不足而深感困扰。表现在宏观上,则是消费率长期低于正常水平。更为反常的是,中国的消费率不仅没有追随经济发展而提高,反而不断显著下降。到2003年,中国的消费率已经下降到只有55.4%的超低水平。这个数字不仅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80.1%,而且也远远低于发展阶段相似印尼、菲律宾等国。现在,那个“不明”原因终于开始浮出水面,许多人开始恍然大悟:中国内需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源自于中国财富分配的严重不公,源自于中国存在着一个庞大的几乎没有消费能力的底层社会。这个在改革时期创造了最多财富的底层,被不由分说的剥夺了应得的份额,成为在消费上无足轻重的阶级。

  在一个国家,当GDP的1/4供养着99%的人口,而1/3的GDP却被仅仅1%的人口占有的时候,这个国家低得离谱的消费率就不是什么难以索解之谜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逆向异动的服务业比率(这个比例在2003年是33.1%,只有世界平均水平64%的一半左右)也就很好理解了。因为穷人是消费不起什么服务的。对于中国低迷的内需和畸形的经济结构,一向喜欢发表惊人之言的中国学者王建解释到:“中国从产值比重的特征看已经是人均3000美元GDP的国家,但是从劳动力和农村人口比重看,还是典型的人均500美元以下国家的特征。产值比重代表社会供给能力,而劳动力比重则代表购买能力,如果社会的产出能力已经可以满足人均3000美元国家的需求,而人口的主体还在农村,只能吸纳人均500美元的产出,社会的总供给与总需求就始终面临着巨大的供求差距”。王建虽然将这个问题表述为更具有中性色彩的“就业结构和产值结构的矛盾”,但在我们看来,它与收入差距指的几乎就是同一回事。在这里,人们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分配结构的失衡在先,消费率的低迷在后。分配结构决定了消费结构。在如此低迷的消费率之下,要想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便惟有像吸食鸦片一样地不断提高投资率(包括不计成本地吸收FDI)。这进一步扭曲了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关系。而提高投资率虽然能够在短期内维持速度,但会形成更加庞大的过剩产能,而为了推销这些过剩产能,就只能以剥削本国下层人民以及掠夺本国自然资源为代价,用极其低廉的价格向国际市场倾销。这又加大了中国经济对外部市场依赖程度。可见,中国目前建立在畸高投资率,畸高外贸依存度基础上的经济增长,实际上是一个极其脆弱的恶性循环过程。而其总源头,则是中国国内财富分配的极端不均衡。换句话说,中国怪异的产业结构不过是中国国内异常分配结构的外在表现。显而易见的是,中国主要以政府主导的高投资率已经被推至极限位置,低劳动成本以及剥削本国自然资源和环境的所谓比较优势也已经被挤压至极限位置(中国2004年几乎是一夜之间突然发生的“民工荒”现象说明的就是这个问题),这提醒我们,持续了20多年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在一片喝彩声中正在迅速冲击它的终点。而最近两年中国经济令人诧异的强劲表现,很可能就是这种模式盛极而衰之前的最后一缕光芒。深刻而痛苦的经济调整近在眼前。然而,正如我们已经揭示的,在中国,这种经济调整将首先意味著作为源头的分配结构的调整,意味着与分配结构共生的政治结构的调整。没有这种调整,中国经济结构就很难有实质性的调整。在20多年的改革中,中国的分配结构按照官僚集团的政治“意愿”被不断深化,已经相当体制化。对这种分配结构进行外科手术,无异于又一场革命。近20年来,中国的政治领导人在各种场合不断发誓,要调整中国的经济结构。但无论从产业结构还是从增长模式来看,他们非但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而且让中国经济深深的卷入了一种无法退出的结构锁定状态。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还远远没有理解这样一个隐蔽的线索,即:在相当程度上,政治结构决定了分配结构,分配结构决定了经济结构。严重的贫富悬殊以及由此引起的经济结构畸形只是政治不平等经过一连串中间过程之后,所呈现出来的最后结果。当现存的经济结构无法支持进一步的经济增长的时候,经济对政治的倒逼效应就会开始。这种倒逼效应是以激烈还是以温和的方式展开,则取决于政治结构的适应能力。在这一点上,我们无法乐观。

  严重的分配问题不仅仅从经济结构上扭曲着中国经济,也同样从动力上瓦解着中国的经济增长。20多年以来,中国的主流经济学杜撰了一个非常牢固的谎言。他们将平等和效率描述为一对天生的敌人,言之凿凿地认定,平等会导致效率损失。仿佛平等多一点,效率就会少一点。这个可疑的理论假设不仅非常流行,而且被官僚权贵们蓄意解释成,只要是效率的,那么抢劫和盗窃就是应该允许的。它甚至被含蓄地推倒了这样一个极端:不平等是经济增长的条件。按照这个逻辑,为了达到经济增长,我们不仅应该容忍不平等,甚至应该主动地去制造不平等。然而,早在四十年之前,缪尔达尔就在《亚洲的戏剧》中断言:“均等化的增加将比在西方国家更多的帮助发展,而不是阻碍发展”。而中国学者秦晖也曾经以中国早期农村改革为例证,雄辩地证明过,公正和平等是经济增长的巨大动力,是中国早期农村改革之所以成功的关键秘诀。事实上,凭借常识,我们也能够推论:一个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游戏规则一定会比一个建立在不平等基础上游戏更具有效率。其中道理非常简单:平等可以增进信任,信任可以促进合作。没有潜在的基本信任作为基础,合作不可能,竞争也不可能,甚至连社会本身都不可能,更遑论从这种竞争或者合作中取得效率了。抽去了正义,一个社会就从核心处被抽去凝聚力,被抽去了团结。如果大多数社会成员不能从他们置身的那种秩序中获得他们认为基本公平的回报,他们就不可能信任这种秩序,而当他们不信任这种秩序的时候,这种秩序就绝对不会是有效率的。除非他们受到了某种强制。而强制的秩序,不管是计划形式出现的,还是以某种受到操纵的市场形式出现的,都不可能表现出长期的效率特征。相反,它所激发出来的破坏性则可能是长期的。在中国,严重的贫富悬殊和无处不在的政治腐败所培育的,正是这种对社会信任具有毁灭性的阴暗文化。这种文化足以消解任何一种合作或者竞争秩序,从而使它们趋于无效。在当今中国社会,对在改革中确立的竞争和合作秩序的普遍不信任情绪正在广泛蔓延,逃避、消解、抵抗这种秩序的现象随处可见。就此而论,中国的经济增长动力正在从最基础的源头上遭到瓦解。令人奇怪的是,当严重的不平等已经将中国社会锈蚀、离析到如此地步的时候,“中国经济还可以高速增长20年甚至50年”的高谈阔论却仍然在被四处传播,我们很难理解,这些“中国奇迹”的传教士们的信心究竟从何而来?


网络文献来源于:http://lycmz.blog.sohu.com/13444521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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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0月19日星期一

惊!操妈改革发展了!暗卖未计币值属百姓土地/矿山等隐形资产给国际

惊!操妈改革发展了!暗卖未计币值属百姓土地/矿山等隐形资产给国际


编辑:卧野观天

本文网址:http://qqggqqmm.blogspot.com/2009/10/blog-post_19.html


编载:你知道中国经济惊人的真相吗?

(注:毛泽东和分自家地给无地农民的澎湃等英烈们在天之灵看了会嚎天大哭!)

做生意人讲究的是真相,我举个例子:当初老布希总统在跟侵略科威特的伊拉克打第一次海湾战争的时候啊,很多人都知道一定要打仗,美国一定要帮助科威特解放国土,但是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打,但是我知道。 




很多人奇怪我怎么知道的,是不是有内线?老布希总统也没有给我私下打电话,当时我还不认识他,他想打电话告诉我,也不知道我的电话号码。但是,我是一个读了点经济学,又读了点政治学的小商人,不小心就发现了个秘密.所以,我当时就凭这个发现赚了点钱,发了笔战争财。今天,我要将这个发财的秘密告诉大家。有钱大家赚嘛。 




如果每次美国要跟海外发生战争的时候,我建议大家都去买一些军火公司或食品公司的股票,特别是某些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要特别注意研究。当时我就是从这些公司的财务报表中看到了美国的军事秘密,比如说是雷神公司就是很好的案例。看什么呢?看一看他们临时工作员工有没有增加,如果他们的临时员工增加了,而且购货支出增加了,现金流量加大了,浪费增加了。你就知道要打仗了。这家公司一定要发财,你们就要赶紧买股票,美国飞机,导弹都是以亿美元为计算单位的,一打仗就是十枚,甚至是几百枚导弹放出去,国防部就得下定单,公司生意就好,能不赚钱吗? 




看到一些公司的在资金进程表之后呢,我可以知道军火什么时候能造出来,什么时候美军得到装备或补充,战争进行的规模是多大。因为美军都有战争储备,但战争储备是一回事情,补充军火又是一回事情,他增加的军事定单多了,战争规模就大,常规武器从生产到运输,再补充到军队,至少要四十五天,你查找一下美军国防部的武器储备资料,你很容易计算出什么时候美军会在跟伊拉克打仗。所以那时候呢,我就成为了军事预言专家。后来中共政府有人就特别找我问,你怎么知道什么时候开仗?我告诉它为什么,他们很佩服我。 




任何事情都需要了解真相,了解真正的内幕。战争如此,生意也是如此。否则你就不会赚到钱。所以,今天我要告诉大家一点的就是,很多人都不知道中国的经济的真相,所以你们赚不到钱,或者赚到钱后又丢掉了。我今天就告诉大家这个真相,来帮住你们做生意少损失金钱,能够多赚点钱。 




我现在开始讲正题了。西方的制度,所以大家不能够随便套用到中国,用我们西方人的眼光来看中国的问题,如果用这种眼光看就会出问题。中国的改革有几个大步骤,传统上是以农业,工业,商业,金融各个行业的改革来区分,但我不是如此,我是以时间和他的政策实施来划分,大家要记住,这是独创。我对他们的划分是与众不同的,这就是我将他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9――1989,能力释放型改革.第二阶段:1990――1997,减压卸责型改革.第三阶段:1997――2005,资本输血型改革 




我们先从经济从数据上看中国的改革,这个图表资料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这是年份,这是每年的财政收入、这是财政赤字,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97年到2004年中国的财政收入增长了三倍,但是财政赤字增长了六倍.问题出来了,什么问题?这就是财政赤字的增长率是财政收入增长率的两倍.[关键词:纪宜刚;《你知道中国经济惊人的真相吗?》] 如果在美国,这个情况我估计不会长久,也不会延续七年,别说是小布希,任何人我们都会赶他下台,但在中国,这个现象没有人注意,也没有人反对.. 




大家再看联合国对世界医疗体系的两项排名,第一个排名,中国是第144位,总共排名国家是192个国家,但是中国是排在144位,现在跟中国相当的印度是112位,这是一个医疗卫生体系的实际效果的排名.我们可以再看看医疗体系公平性排名,中国是共产主义,但他在世界医疗公平体系中排名被排在世界的188位,倒数第四名也就是说中国的医疗体系是最贫富分化的,穷人及富人之间得到照顾和治疗的情况是非常悬殊的,中国是世界上倒数第四名的地位,各位笑话印度?别提印度了,印度排名第43位,中国连非洲都不如.[热点:主犯有前科???!!!;《你知道中国经济惊人的真相吗?》] 非洲落后的酋长都知道爱护自己的国民,知道让他们得到公平的卫生医疗.. 


再让我们看看这个图表,中国,美国,英国、加拿大这些国家的状况,他们的政府财政总收入中的教育,卫生,社保等公共开支的比例在这里可以很好的体现出来,中国是7.4%,美国人42%,英国49%,加拿大最好,是52%.所以,我建议大家都移民到加拿大去,穷人要去,富人退休后也要移民,多好的福利制度啊.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一个政府的收入当中,什么样的政府是好的,什么样的政府是不好的,中国将大家的税收和公共财富用到哪里去了.[热评:《“吉林通钢7•24案”陈国君被打死》;《你知道中国经济惊人的真相吗?》] 西方政府的公共开支占财政收入的比例是非常大,中国大陆非常小,




这个表格是中国政府官方公布的,一个人从小学到中学毕业整个的开销大概是4925元.你们觉得钱少?实际不止这个数.这可是中国大陆官方公布的,我也觉的不对头,但我不能编造资料,没有其他的资料之前,我只能用他的官方资料..就是这个资料,等我讲完了,你还是会吃惊.中共官方声称,他实行了九年义务教育,几乎跟美国一样.但是他官方公布的另一份报告显示出实际上中国政府给学生的整个费用成本才每个人5%,95%的教育经费是由家长从生活费当中中开销而不是政府负担。2001年的统计数字显示,农村小学生的人均公用经费一年是28元。农村学生人均公用教育经费每年低于20元的县大约有30%,公用经费一分钱没有的县大约有10%左右,有的学校长期享受优厚待遇。据报导长沙一所重点学校全年经费实际投入比一个县全部的教育经费还要多一倍.北京,上海,天津的一家市级重点中学的一年经费.相当于安徽省一个地区,七八个县的二十一年的教育经费.2004年,全国财政增收4640.63亿元,如果加上解决历史欠退而增加的1275.32亿元,财政增收达到5915.95亿元,增长27.2%。这一增收数额之高,是近年来所没有的,相当于1994年中国政府全年的财政收入。新华社文章标题中居然出现了“巨额财政增收”的字眼。不能说国家没有钱了吧。可是在分配这些超收部分时,有多少是投入给教育的呢,给整个教、科、文、卫、四大项总共5%都不到,单独以教育计算,连2%都不到。[热评:你知道中国经济惊人的真相吗?;“通钢7•24案”告破嫌犯为50岁老职工] 所以中国义务教育的实质是没有实现的,相对经济增长而言,中国的教育经费实质上是每年递减的.各位吃惊了?不相信不要紧,去找些资料就相信了. 




再让大家看中国大陆另一个更惊人的数字,这是1993年到2004年中国大陆经济增长率及税收增长率,中国大陆在1996年以前是经济增长要高于税收的增长,到了1997年到2004年是税收的增长高于经济的增长,他的增长率是多少,单看一年是经济增长9.5%,他税收增长25.7%,[热评:《吉林通钢陈国君死亡案主要犯罪嫌疑人被抓获》;《你知道中国经济惊人的真相

吗?》] 也就是说,百姓纳税的增长率是经济增长率的2-3倍,最高的时候大约是三倍半.如果在美国,经济增长5%,但我们的税收增加10%,你愿意吗?我相信我们大家都拿枪把布希给杀掉了,我相信不用我号召大家都会去,没钱买枪的那就可能把这里的椅子拆了,拿着木棍冲上去,.别管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他们的总统候选人谁敢讲增税?不减税我们都不选举他,他要是敢讲增加税收,他还活吗?连他老婆都要杀了他.但在中国,一讲增加税收大家都很高兴,似乎税收增加了,老百姓的生活就越来越好了.蠢不蠢啊? 




很多人都不知道中国大陆的经济建设钱哪里来,他相当一部分是从百姓的利益,因为是税收增长2倍甚至3倍于经济增长,为什么中国经济发展了二十年,中国百姓生活没有明显的提高?因为政府帮你把钱化掉了,盖了漂亮的政府大楼,买了高级轿车了.虽然经济增长了,但你们百姓的收入没有增长多少. 




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东西给大家看,我想在座的可能都不希望自己做完了工作之后薪水还要降吧?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似乎没有人愿意干完了活,老板原来计划给你十元钱,结果你只要三元钱.而且你还高兴地说,为了公司的未来和发展,我们很高兴,很愿意老板用我们省下的钱去买部高级汽车给老板自己坐.我这么一讲,大家就笑,以为我把大家当傻瓜了.这可不是讲笑话,这事情是真的,在中国就是如此,你以为全中国的百姓是聪明人?我还是用中国公布的资料讲话.大家看看下一个图表. 


中国大陆在1980年,全中国的工资总额占他生产总额,也就是他的GDP总额的29.1%,但是到2004年,也就是去年,中国大陆的全国工资收入已经降到11.8%,所以说,如果布希总统上台之后.税收给你增长二倍,然后让你的工资下降两倍,[热评:《吉林通钢陈国君死亡案主要犯罪嫌疑人被抓获》;《你知道中国经济惊人的真相吗?》] 我相信你们大家可能都不会忍耐了,小布希也不会在白宫坐着了,他早就混身裹着纱布在医院躺着了,当什么总统啊,全美国百姓每人给他嘘一声,他都得是遍体鳞伤。我猜想美国的部长们要是每个人税收增加两倍,收入下降两倍,他们可能都会自杀的,为什么?老婆逼的啊.被吓的啊.一出门就要碰上双手持枪的老太太,你不自杀?还想当部长?但中国就不同了,元首和部长不仅不自杀,生活还很舒适.还要高薪养廉,口口声声说这是几千年来罕见的盛世,这是什么世道?怎么这么不要脸啊?这两个手段,一个增税一个是降薪,你想一想,中国百姓被掠夺了多少钱,吹嘘的建设成就哪里来的钱?顺便说一句,使用的资料全部来源于中国官方公布的资料.别人都会根据自己的研究推算出自己认为真实的资料,但我这个人数学不好,怕推算错了,另外也怕被人诬告造谣惑众,所以,都是使用中国官方公布的资料,就喜欢用中国官方资料讲话,要不然,被作为内参送到锦涛同志,家宝同志的办公桌上时,这两位不相信,下次内参上就看不到文章了.各位可能不知道,我这人没有什么爱好,我最喜欢的一件事情就是,国内朋友告诉我说:你的文章又被送到锦涛,家宝手上了,一般情况我会问:“情况如何?”,问多了,朋友就说:“你是不是就喜欢看锦涛和家宝他们皱眉头啊”。说实话,我就喜欢看他们两位皱眉头。你们想一想,国家这么大,情况这么糟糕,




说说美国,每个人的私自财产大概有118,340美元,负债有15,000元,但是在中国每个人的财产只有335美元,结果他的负债是11,862美元,在美国都能够把我们的债务都还清的话,我们只要工作个5个月,但在中国,非常遗憾.他要不吃不喝的工作2年。 




我一演讲,时间总是不够,你想,中国改革开放了二十多年,我怎么能一个小时就讲完,怎么能这么短的时间就说完.今天,由于时间关系我可能有些东西要略掉,我现在讲一点,中国大概有7万亿的居民储蓄,全中国的储蓄额是十一万亿,但居民储蓄只有七万亿.可是,居民储蓄总额的80%储蓄是被20%的人控制,结果剩下的十亿人口每人只有100块美金的储蓄.在座的各位听讲完之后就要出去吃饭,在纽约吃一顿饭,稍微好一点的就可能花掉一个中国人一生的储蓄,你要是见了一个漂亮女孩,邀请他吃顿浪漫的晚餐,好了,你把一个四口之家的中国人的一生储蓄都吃掉了.大家可以想像一下,确实非常可怕. 




你们知道吗?在全中国,2003年纳入低保的人数已达2246万人,各级财政支出低保资金151亿元,人均每月56元人民币。其中中央财政仅支出92亿元。人均每月34元人民币。不用我说,各位想一想,人均每月34元人民币能维持生活吗? 




中国大陆在中国的改革开放,1979年到2004年,他总共吸引了5300亿的美元,但是有一次,他们的商务部因为与中国税务总局互相之间打架,为是否合并国内税法与外资投资企业税法争论,透露了真实数据,商务部长说,以前公布的数据是国家统计局累计的资料,每年引进的外资计算在内,没有错,确实是进来了5300亿美元,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因为我们计算的累计资料没计算撤资的部分,目前真正拥有的只有2700亿美元,另一半早给跑掉了,实际上我们根本就没有那么多的外资. 




中国发展的很快,这是事实,有发展有进步,我们谁也不能掩盖,我们要讲实话.关于中国发展的资金,中国大陆和海外有种说法,中国经济成长很快,一个是储蓄一个是外资.其实这是一个谎言,他不是真实的,这些经济学家和理论家根本就是胡说八道,盲人摸象,无知又无畏,只是自己找不出真正的事实和理论,就胡乱编了个理由.事实上中国大陆公布的官方公布的数据,他从改革开放几年来,他流失的美元,就是被这些贪官贪污的份子偷掉的钱3000亿,也就是说远远的高于海外投资的钱.大家又吃惊了,别张着嘴,先把嘴合上,我告诉你们,这个资料也是官方公布的.是总理的政府报告中的资料,进来了外资2700亿美元,贪官偷走了3000亿美元,其中仅仅2004年,3000名外逃贪官偷逃资金就高达500亿美元. 



讲到这里问题就出来了,有个问题,这就是说,中国的经济建设发展了,他这钱是从那里来?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根本.我想跟大家重点讲一下.西方人理解中国的经济都有一个误区,这就是他按照西方的观点和理论来看待中国.事实上,中国与西方有相当大的不同.因为中国是共有制,公有制的一个国家,他的土地、矿产和国有资产都不在流通体系当中流通,是不能买卖的.没有买卖就没有货币价值.也就是说中国大陆在建政初期,他总共发现有8万亿人民币,但是实际上他现在经过了那么多年,将近50年、60年的发展,他现在只有货币流通21万亿,难道中国经济建设发展了几十年,财富才增加到了20万亿,按照中国官方公布的资料,在这几十年里,中国平均经济增长率是7.8%,按照这个资料,目前中国的流通货币应该是150万亿.可是,目前人民币流通量确实只有21万亿,这个资料还是去年中国搞隐形通货膨胀,增发货币百分之二十造成的,否则只有十八万亿.奇怪吗?原因在哪里?有位学者曾在杂志上写文章质疑中国财政,他说,朱容基总理在当时执政的时候,中国一年的财政收入只有23,000亿人民币,但他当年却拿出了14,000亿人民币填补银行坏帐,这钱是哪里来的?[热评:《质疑“打死陈国君的主要犯罪嫌疑人被抓获”》;《你知道中国经济惊人的真相吗?》] 难道中国政府官员都不拿薪水了吗?各位听了又吃惊了.这位质疑的一点都没有错,关键是他按照西方社会理论来质疑中国.在美国,哪一天小布希说,我们美国政府要把财政收入中的三分之二拿出来补充做社保基金.别看小布希是做好事,但他同样要下台.为什么?因为美国人会问:你明明之需要三分之一的钱就可以把政府维持住,你凭什么多收我另外三分之二的钱?不光如此,美国百姓还会追究前几任政府的官员,你把我的钱花到什么地方去了?但在中国,政府出现了这么大的问题却没有人质疑.连一个问一问,你的钱从哪里来的人都没有.




在美国,如果我把你家的房子,譬如说我把李博士的房子卖掉,然后我把钱拿走自己去花,我一定是就要进监狱,我是个罪犯啊.但是在中国情况就不同了,我不但不是罪犯,而且是个功臣,是改革开放的先驱,是创新,是全国百姓学习的模范.为什么呢?因为你在中国李博士的房子他是公有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拥有他的房子,他不是他自己私有的,如果你现在的财产房子他在没有出售之前,极有可能是价值100万,但是在没有出售之前,他的私人储蓄只有1000元,所以他很穷他只有1000元,但是他这个房子如果拿到市场去卖可能卖个100万,他马上变成一个富翁.在中国这个房子是归于我――国家,所以他在以前是不存在流通,他不在货币行流通范围之内.但是如果将房子拿到国际市场去卖,他的价值就在美元流通体系中体现出来了.卖掉之后就装在自己的口袋里面去了,明白了吗?把李博士的房子卖给了西方社会,但钱不会给李博士,自己拿走了,或者给李博士一点补偿,这叫为了国家建设而进行的拆迁补偿费.拿剩余的这个钱去搞建设,去维持这个军队的开支,维持政府的开支.所以我们不能用西方的观点去看待中国,因为我们可能看到他们每个中国人都住房子,但是你要知道他的房子不是他自己的,政府随时可以收回,所以现在在中国大陆有将近8000万失去土地的农民,因为他的房子被拆掉被卖给外国人,他失去了土地没有了生活来源.出卖土地和矿山等原本不在人民币流通体系中表现的隐形资产才是中国发展真正的资金来源.就是将这些本属于全国百姓的资产悄悄地买到了国际社会,通过人民币汇率,外汇储备等手段来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否则你根本就解释不通,中国的去年的GDP是最高的,总共才1.2万亿美元,但他的外汇储备却增长了四千多亿美元,难道中国生产不要成本,中国对外贸易利润高达百分之五十以上?中国百姓全部不吃不喝,中国建设不需要钱?原来实行的实物交换经济和公有制一下就转换到了西方货币制度时,大量的有价物质仍然因为制度和理论上的原因被忽视,中国的土地和矿山资源及国有企业的价值被忽视了。成为一个游离在中国货币体系之外的“无价物质”,尽管目前在出卖土地和矿山,但更多的土地和矿山仍是没有“价值的黄金”。讲句大家不相信的实话,但这个资料还是中国官方公布的资料,去年中国外贸利润只有140亿美元.这次你知道了为什么中国这么热衷于吸引外资,出口产品到海外,明知道产品廉价但就是愿意,美国人要人民币升值,但中国政府死活不干.大家都奇怪,明明中国经济发展了,人民币一升值,买国外的产品就便宜了,石油也便宜了.好事还不做?傻子吗?就愿意人民币贬值?奇怪归奇怪,老美也奇怪,我就认识很多金融界的老美,他们一直不理解中国的做法.你们看看,这里面的学问有多大,今天我无偿告诉各位.中国经济发展的资金来源不是居民储蓄,也不是外资投入,是把国民的资源给卖掉了.悄悄地卖掉了,卖了你的财产,你还很高兴地帮他数钱,感谢他,带来了几千年才出现的盛世.我们的生活比蜜甜.卖家产维持生活,这不是败家子吗?但这个败家子还觉得自己很英明,百姓也觉得现在生活比以前好,我说你们把家产卖没了,中国经济就会崩溃了,各位还不相信,一致对我说,我们现在生活多好,家大业大,一时卖不完,再说,你说崩溃都有十年了,怎么到现在还没有崩溃? 


中国的家产卖不完吗?永远不会崩溃吗?大家明白了这点,或许就可以明白为什么中国大量的资金外流,但中国经济仍然在高速增长。因为中共政府拥有巨大的“额外”资源来维持其政府统治,挽救坏帐累累的金融系统和亏损严重的国有企业。因为,中国在出售的土地和矿山并不在中国的货币流通体系之中,中国只是让他在海外的美元货币流通体系中让这些“黄金”体现了价值。而中国货币流通体系上的巨大差异,又使得贪官们每年流失的500亿美元在总体上并不能从整体上影响中国的经济。而经济没垮台的原因就是中国实际上有100万亿的隐形财富,每年损失5万亿人民币也不过是一小部分的损失,并不能冲击另外的100万亿隐形财富。但这需要说明的是,这些公共财富并不是政府拥有的,至少在名义上是属于全体中国百姓的。




要说明这个事情,还是举个例子好,否则我一讲都是万亿,大家没有概念.JP Morgan Chase大家都知道吧,他管理的资产是1.57万亿美元,约合人民币十三万亿,也就是说,按照中国目前的状况,美国这一家投资银行就可以把中国的三分之二买下来.你们知道类似这样规模的投资银行美国有多少家吗?十一家.全美国大小投资银行有三万家.这还不算商业银行,大家都知道的花旗银行,仅仅自有的资产就是九千多亿美元,他管理的储蓄总额,仅仅在美国一个国家内,不算在其他国家的分行和公司,储蓄总额是二万多亿美元.类似这样规模的商业银行,在美国有近二十家,全美国大小商业银行有八千家,加上海外银行在美国的分支机构,总共有近一万四千家商业银行.讲句不太客气的话,就凭美国的一家花旗银行就可以将全部的中国买下来,你觉得合理吗?大家都知道不合理,但没有人去研究他,也没有人找到问题出现在哪里了.还好,找到了.刚才告诉了各位,你们很荣幸,连经济学教授都不知道的东西,你们知道了.没学过经济学的不理解这些问题的本质吧.实话实说,就是你学了经济学,你就是美国的经济学博士,你也不理解,因为他不是西方经济学能理解的.我的这项研究完全可以列入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备选名单.再顺便说一句,等以后有机会,各位多推荐本居士到诺贝尔委员会,有人要是冒充这项理论的发明者,请各位做个证明.这项光荣和荣誉是属于我的. 




因为时间关系,省略了很多问题,但谈中国状况,就要谈中国大陆的黑钱,这是非常重要的,不能省略.在1999年的时候全中国只有4000万的黑钱,但是到了2004年的时候,是1.68万亿的黑钱.在美国如果你under the table去做事情的话,你可能会进监狱,但是在中国这是非常光明正大的事情,你根本就不可能进监狱,除非你贪污了钱却一毛不拔.在中国,大家都去把公共财产变成黑钱,然后洗白了偷偷运到美国来.所以我看美国一直经济繁荣,中国大陆是做了很大的贡献.中国要将真实的情况讲出来,应该告诉美国人一个真相,不是美国人支持了中国经济发展,而是中国支持了美国的经济发展,这是个光荣的事情,没有什么害羞不好意思.有人会问为什么?我又要拿一份中国官方文件来说明问题了.各位请看这个图表. 




这是中国今年首次公布的反洗钱报告.“2004年1月-12月,全国各银行类金融机构共报告人民币大额和可疑交易463.91万笔,交易金额累计165820.75亿元,平均每月报告人民币大额和可疑交易38.66万笔、1381.40亿元。其中,人民币大额交易报告460.30万笔,涉及金融165325.29亿元;人民币可疑交易报告3.61万笔,涉及金额495.46亿元“。 




在企业方面,这个报告这样说:“企业大额外汇资金跨境交易中,流出金额共计3,056.68亿美元”。在资金流向方面报告称:“其中,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美国、日本、中国台湾省、新加坡是企业大额外汇资金跨境交易的主要来源和流向国家和地区”。 




在个人资金方面:“个人大额外汇资金跨境交易中,流出金额共计9.64亿美元。”其资金流向是:“其中,美国、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中国台湾省、日本和韩国是个人大额外汇资金跨境交易的主要来源和流向国家和地区”。




各位可要认真地看看,我第一次看到之后傻了半天,震惊啊.全部事实和资料都是我从中国的官方档整理出来的.你们看到了,我讲的所有问题和资料都出自于中国政府官方公布的资料,一点没有造假和编造. 




各位看这里面的一个重要资料,一年时间里,从中国企业就流出了3,056.68亿美元啊.美国的一年GNP也不过是十万亿美元,中国是1.2万亿美元,但中国一年通过非法管道,而且被中国知道的,掌握的流出的黑钱就是三千亿美元,至于中国不知道的,我不清楚,但我有个资料,是香港公布的,从中国流经香港的私下非银行金融系统的地下钱庄现金交易是1800多亿美元.所以,现在美国百姓都对华人新移民很敬佩,有钱啊.百万豪宅全部是现金交易.各位看看,三千亿美元可以买多少座百万豪宅.十万栋百万豪宅啊.这可是一年流出的黑钱数.要是照这个速度,也别增长,我估计光是华人新移民就把美国百万豪宅全买光了.但凭心而论,如果各位有心,可以看看明年中国公布的反洗钱报告,我估计不增长是不可能的,增长个百分之十是很正常的,连GDP都要保八争九,黑钱增长个百分之十没有什么了不起.以前白人女孩看到中国人都觉得穷,现在,白人女孩都追中国男孩,为什么,太有钱了啊.各位是不是觉得现在泡妞特别容易了,特别是泡白人女孩比以前容易了?就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就要感谢党,感谢中国,要不然,我们怎么有这么好的环境,华人在海外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 




我讲了这么好的事情大家怎么不笑了?住豪宅,泡洋妞不是好事情吗?看来各位还都是本份之人,你们搞不到黑钱.搞不到黑钱,但你们不能否认这个事实的存在.中国整个的经济状况是什么样子?我们实际应该看到一个,就是说,需要一个真相,真实的中国.所以,无论是我们做生意的商人,无论你们是在大学教育,培养学生的,或是自己在公司里打工的,一定要真正的了解中国,你不要以为与自己无关,你聪明,不会进陷阱,在中国那里,如果你不知道真相的话,我们可能会赚不到钱,我们可能会成为一个输家.你会不知不觉中走进陷阱. 




中国的经济真相需要一点一滴的去解读,只有真正了解了中国,你才会知道并不是哗众取宠,不是危言耸听,他可能真正地存在,而且伴随在你的身边,关系到你的切身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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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0月18日星期日

前元首江泽民及"三个代表"实是维护工农大众利益,别误会老江了!

前元首江泽民及"三个代表"实是维护工农大众利益,别误会老江了!


作者:卧野观天

原文网址:http://qqggqqmm.blogspot.com/2009/10/blog-post_18.html


从江泽民成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时,就对邓小平的经济改革有自己的看法,虽然在这十几年

里一直没有对经济改革路线做什么大的调整,似乎是无为而治。可是,改革开放的政治路线

的大环境让他能怎么办?不能怎么办,胳膊和大腿的问题呀!



在2000年初他提出三个代表,其中一个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它的出笼就是给各级

把权的党和政府的当官的人敲警钟!处理任何事情可不能抛弃、侵吞农民、工人、一般知识

分子等大众的利益;在经济体制改革中,不仅要给予资产阶级以各种应该有的权利,也要照

顾到基层群众的利益和权力。



当一些富人、见风使舵的主流经济学家们不知羞耻地宣称:“发展中国经济只能牺牲穷人的

利益”的论调时,江泽民总书记及时地抛出“三个代表”,就是对他们表明了态度,就是想

教化他们并不那么善良、不那么公正的思想,目的是要纠正和阻止他们的错误行为,明显的

要维护我们群众的利益,站再我们一边。




好多年来,我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中很大一部份群众都误解他了,都认为老江

这人不好、对群众不好,不是什么好人!


我们都没有静下心来思考、详细的考证前前后后、前因后果,致使我们误解江泽民他了。当

然,三个代表的宣传工作,他江老也做得不好,缺少了和群众做足沟通和解释的宣传,也是

不足的地方。这可能也是中央和他有难言之隐吧!



总之,一句话:江泽民是个很不错的领导人,我们群众别误解他了,他也有难处!




(后注:《南方谈话要点》中,邓开篇就指出,谁不改革,谁下台!这是针对当时的“带三

个表”提出的,很明显!)




(转载需注明来源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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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0月17日星期六

09/10/17批判邓小平理论,批评其压制、欺骗党的领导干部和人民群众

09/10/17批判邓小平理论,批评其压制、欺骗党的领导干部和人民群众

编辑:卧野观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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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邓小平的买办资产阶级思想"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七六年第七期) 高路  常戈(1976.07.13)


   邓小平在经济建设方面的谬论很多,其中贯穿着一条黑线,那就是:对内代表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争夺国民经济的领导权,要把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变为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对外搞投降卖国,妄图把我国变为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半殖民地。这实质上是一种买办资产阶级的经济思想。


    为了复辟资本主义,邓小平抛出了“三项指示为纲”的反动纲领,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和与它相适应的一套方针、政策。他背着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在经济领域重搞“条条专政”,推行“马钢宪法”那一套,其目的就是要用资产阶级专政代替无产阶级专政,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变质为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经济。


    早在一九五六年,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就提出,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加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要“在中央的统一计划下,让地方办更多的事”,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但是,刘少奇、邓小平同毛主席的指示大唱反调,长期拒不执行这个正确方针,却对帝国主义的托拉斯那一套推崇备至,大搞“条条专政”。经过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广大群众和革命干部奋起造了“条条专政”的反,推动了毛主席这一正确方针的贯彻落实。文化大革命以来,我国南粮北调、北煤南运局面的开始改变,南方地区煤矿、石油、天然气资源的不断发现,地方小钢铁、小化肥、小水泥、小机械、小水电等工业的蓬勃兴起,产量成倍增长,一些中小城市依靠大办地方工业进入了新兴工业城市的行列,等等,都证明了毛主席关于“有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的指示是完全正确的。它对于多快好省地发展国民经济,具有极其重大而深远的意义。邓小平重新工作后,旧病复发,重搞“条条专政”,借口“集中统一”领导,要把所谓“关键性的为全国服务的需要全国组织协作的企业”“收上来”。照此办理,全国绝大多数大型企业以及同它们协作配套的中小型企业就要统统“收上来”。这就必然扼杀地方和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破坏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邓小平搞这一套,充分说明他顽固地对抗毛主席关于发挥两个积极性的方针,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继续推行修正主义路线,要走帝国主义托拉斯的老路。



     邓小平在经济领域推行“条条专政”,是为了在政治上搞修正主义,搞资产阶级专政的需要。“条条专政”是同党的一元化领导相对立的。所谓“条条专政”,无非是由中央主管部门中的少数人直接对企业发号施令,实行垂直领导,各个“条条”自成系统,一通到底,取消党中央和地方党委的经济大权,排斥各级党委的一元化领导。“条条专政”上不谋于中央,下不谋于地方,对中央闹分散主义,搞“多中心”,对地方、对群众搞专制主义,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经验表明,搞“条条专政”有利于走资派自上而下地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去年受邓小平搞“条条专政”影响越大的部门,右倾翻案风就刮得越厉害,走资派的复辟活动就越嚣张,这决不是偶然的。


     邓小平重搞“条条专政”的目的,是要把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整顿”掉。搞“条条专政”必然把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分割成为一行一业“条条”的“私产”,使部门、行业之间壁垒森严,分工如分家,甚至以邻为壑,互相拆台,把部门之间的关系变成资本主义的竞争关系。搞“条条专政”就会不顾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综合平衡,片面强调“条条”本位的需要,破坏全国经济的合理布局,破坏资源的综合利用,阻挠跨“条条”的社会主义大协作。总之,“条条专政”从根本上违背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的原则,违背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全局观点和群众观点,破坏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破坏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所谓“条条专政”,究竟由谁来专政呢?显然,在邓小平心目中就是由党内的走资派和没有改造好的  


资产阶级技术专家来专政。他提出“整顿的核心是领导班子”,一心要把“不要怕第二次被打倒”的走资派安插在各个部门,就是代表党内外资产阶级妄图篡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权。可见,由邓小平控制的“条条”来 “整顿”经济,就是要搞资本主义的生产集中和垄断,要贯彻他那一套专家治厂、利润挂帅、物质刺激、生产第一、技术至上的修正主义货色,否定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路线、政策,扩大和强化资产阶级法权,改变我们企业的社会主义方向和道路,使社会主义经济变为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经济。


     邓小平在国民经济管理体制上复活“条条专政”,在企业内部推行“马钢宪法”那一套,对工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这是他搞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的两个方面。毛主席在一九六四年就指出:“管理也是社教。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邓小平一贯对抗毛主席关于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的指示,顽固地推行他那条以工人阶级为敌的修正主义路线。他公开鼓吹“依靠工农兵是相对的”,根本不把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当作主人翁,否认他们有管理经济的权利。他对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批判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经营管理原则和规章制度的革命行动,极端仇恨,一重新工作就迫不及待地进行反攻倒算。他不仅要把过去对工人群众实行“管、卡、压”的一套全部重新搬出来,而且叫嚷要“从严”。这充分暴露出他就是毛主席所尖锐批判的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的总代表。企业执行什么路线和领导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决定着企业实际上归哪个阶级所有。按照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搞下去,企业的领导权必然掌握在走资派、党内资产阶级手里,他们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大量侵吞和挥霍工人阶级创造的财富,骑在工人群众头上作威作福。这样,社会主义企业就会名存实亡,变成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的企业。


    邓小平这一套并不是他的什么创造发明,而是从苏修那里贩来的,是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所谓“经济改革”的翻版。为了发展官僚垄断资本主义,苏修大力推行以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为核心的所谓“经济新体制”。他们大搞技术至上、专家治厂,由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一手操纵国民经济的领导权。他们的企业条例明文规定,经理有权出卖、转让或出租企业的生产资料,有权招收和解雇工人,对工人可以为所欲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在企业之上,又通过中央主管部——生产联合公司两级或三级体制,进行垂直领导,实行“条条专政”。这些联合公司规模庞大,而且集中了企业几乎所有的管理职能。苏修叛徒集团就是这样通过推行“经济新体制”,加紧对全国企业实行垄断和统治。苏修的现实是一面镜子。它使我们清楚地看到,社会主义经济一旦变为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对广大劳动人民将是多么深重的灾难。今天,苏联的劳动人民政治上无权,经济上受剥削,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被苏修吹嘘为“福利计划”的“九五计划”已经宣告破产,工业增长率连年下降,农业搞得一团糟,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严重失调,广大工农群众同一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这一切,使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危机不断加深。邓小平想步苏修的后尘,其结果只能严重破坏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把社会主义经济搞垮,哪里还谈得到把我们的国民经济搞上去?哪里还有什么社会主义的现代化?


     毛主席指出,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凡是顽固地要走资本主义路线的人,“他们实际上是准备投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人”。邓小平正是这样。他认为搞经济建设,搞四个现代化,中国人不行,社会主义制度也不灵了,只能依靠“引进外国技术装备”,来“加速工业技术改造,提高劳动生产率”。为此,他提出了一个所谓“大政策”,主张同外国“订长期合同”,由外国资本家供应“最新最好的设备”,用我国生产的矿产品去“偿付”。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崇洋媚外、投降卖国的“大政策”。



搞经济建设,是依靠本国人民的力量,自力更生,还是崇洋媚外,依赖外国,这是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毛主席教导我们:“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邓小平完全背叛了毛主席提出的这条路线。他的所谓“大政策”,实际上是反对把经济建设放在中国人民自己力量的基点上,而以“引进外国技术装备”为立足点。这充分说明他搞的还是“白猫、黑猫”那一套,“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要不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不仅是经济问题,而首先是政治问题。垄断先进技术设备,利用经济实力卡住对方脖子,进行敲诈勒索,渗透扩张,这从来是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控制和掠夺别国的重要手段。在今天的世界上,一个国家如果经济上不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那么,它在政治上就不可能是独立的,或者这种独立是不巩固的,就有可能被两个超级大国所控制。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的指导下,根据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引进某些外国技术和设备,是完全必要的。但是,绝不能把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希望寄托在这一点上。如果象邓小平所主张的那样,不是自力更生为主,而是单纯依靠引进外国技术,抄袭外国设计,搬用外国工艺,仿制外国设备,那就只能永远踩着洋人的脚印亦步亦趋,跟在洋人屁股后面爬行,其结果不仅不可能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而且将使我国的技术发展以至整个国民经济处于外国垄断资本的控制之下。垄断资产阶级的一些经济学家,胡说什么工业落后国家只有依靠帝国主义的技术才能“起飞”,而顶着共产党员称号的邓小平的主张竟然同这种谬论如此合拍,岂不是莫大的讽刺!这当然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说明邓小平的经济主张完全适应了帝国主义的需要。


    苏修《真理报》曾经鼓吹,用苏联的资源作抵押品,去“吸收国外资金和经验,以便将来得以用建设项目生产出来的一部分产品清偿所借的贷款”。邓小平的“大政策”,和苏修的办法正是一路货色。其实质就是出卖我们的自然资源和国家主权,变相借外债。邓小平还无耻地吹嘘他的“大政策”有三大“好处”:一能出口,二可带动技术改造,三可容纳劳动力。这是什么样的“好处”?!无非是外国垄断资本家出钱,出设备,我国出人力,为帝国主义掠夺我国自然资源、榨取我国人民的血汗大开方便之门。这样的“好处”,中国人民在解放前早就领教过了。按照邓小平这个投降主义的“大政策”搞下去,我们的国家只能一步一步地沦为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原料供应地、商品市场和投资场所,不仅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要完全丧失,而且民主革命的成果也将化为乌有。邓小平代表外国大资产阶级利益,充当帝国主义买办的丑恶嘴脸,不是暴露得淋漓尽致了吗?


    近百年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企图依靠帝国主义提供技术和贷款来发展经济,使中国富强,只是一种幻想。清末的洋务派曾经鼓吹所谓“借债兴利”,认为只有用国家资源作抵押,向帝国主义国家大量借款,“仿行”外国技术办工业,才是中国“自强之机”和“安身立命之端”。事实恰恰相反,正是他们的这一套完全适应了帝国主义倾销商品、输出资本、瓜分中国的需要。洋务运动不是什么中国的“自强之机”,而是使中国越来越陷于民穷财尽;不是什么“安身立命之端”,而是使民族危机日益加深。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曾经有一部分人热衷于搞“实业救国”。他们把工业不发达看作是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本原因,认为只要大规模地发展工商实业,就能使中国由贫弱变为富强。他们没有彻底反帝反封建的勇气,幻想不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经济而发展资本主义工业。但是,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双重压迫下,“实业救国”论者的命运不外两种:或者失败,幻想一概破灭;或者投入帝国主义的怀抱,和买办资产阶级殊途同归。邓小平其人在青少年时代就有所谓“实业救国”的思想。几十年来,他的资产阶级立场和世界观根本没有触动。随着革命的不断深入,他的资产阶级反动本性就越来越暴露。邓小平从反对社会主义革命,搞复辟倒退,到继承买办资产阶级的衣钵,搞投降卖国,其结果必然落得和历史上的洋奴买办一样可耻的下场。


   “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是中国人民经过长期革命斗争得出的历史的结论。中国的独立和富强,中国人民的自由和幸福,离开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离开了无产阶级专政,离开了社会主义道路,只能是一句空话。革命正在改变一切,革命能够改变一切。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坚决依靠和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我们就一定能够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化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向着共产主义的伟大目标继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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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0月16日星期五

年轻一代"酷鼠"批资改派:祸国殃民“张维迎、盛洪”之丑恶嘴脸!

年轻一代"酷鼠"批资改派:祸国殃民“张维迎、盛洪”之丑恶嘴脸!



编辑:卧野观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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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资改派争夺年轻一代刻不容缓!  


   


——博友“酷鼠”回复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古彭万俟轩  


   


几十年来,资改派“精英”为了死心塌地推行私有化进程,坚定不移地推进美国式的西方民主道路,对改革开放前的毛泽东时代不遗余力地进行攻击、污蔑和诋毁。他们随意编造篡改历史,肆意歪曲事实真相,通过有计划有步骤的“洗脑”工程,误导和欺骗了许许多多对历史一无所知的年轻人。在资改派的“改造”下,历史知识空白的年轻人思想认识严重偏离正确轨道。他们不仅对编造的历史信以为真,人云亦云,而且还对建国后的30年历史存在可怕的敌意和偏见。  


最近,我们在媒体上经常可以看到或听到,资改派精英已经疯狂。为了达到他们的罪恶目的,纷纷撕下斯文的外衣,有的如泼妇撒野骂街,有的像流氓招摇过市。这说明他们感到害怕了,同时也说明他们已经意识到了危机。资改派的疯狂并不可怕,值得担忧的是被他们欺骗、迷惑的一代年轻人。我对那些泼妇和流氓一向不理睬。但我对那些受欺骗、受愚弄的年轻人,始终觉得有义务有责任去帮助他们。因为他们没有错,罪在那些别有用心的资改派“精英”们。正是基于这种想法,笔者才于 1013 采取一种新的形式,写出了《对博友“酷鼠”的公开作答》一文。因为我发现那位名叫“酷鼠”的博友不仅是善意的,而且是受到蒙蔽或欺骗的那类人群,我们完全能够坐在一起共同探讨我们所关心的问题,我也有充分理由相信他会很快觉醒悔悟过来。  



实践证明我的做法和判断是准确的。这位名叫“酷鼠”的博友,看了我的“公开作答”后,于  1014日 上午9时 给我回复。他的回复是真诚的,我感谢他的信任,同时也钦佩他的率直。我一向秉持这样的观点:愿意和任何探求真理的人沟通和探讨,那怕意见不一致出现激烈争论也不怕。而对那些脑子进水仍然执迷不悟,或者既得利益者以及收人银两出卖灵魂的小瘪三,我是绝不会费神与他们理论的。  


说实话,博友“酷鼠”的回复令我高兴,也令我宽慰。我现在已经确信,“酷鼠”无疑是属于愿意追求真理的那类人群,也是愿意在心平气和的气氛中探求真理并率直表达自己意见的人。今天我本来不想再就这个问题多说什么了,但是,我反复品读网友“酷鼠”的回复后,发现里面透露出来的两点信息很值得我们探讨和注意。  


第一个信息就是:目前有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对于改革开放前的岁月和历史并没有感性认识,绝大多数信息都是通过“书本和网络”得来的。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非常紧迫的任务和要求——与资改派争夺下一代。  



几十年来,各种媒体都在资改派手中控制着,左派根本就没有话语权。所以我们不能单纯责怪那些受骗的年轻人,而要从几十年的舆论导向来认识和分析。资改派已经搞了几十年的“洗脑”工程,我们再也不能坐视不管了。现在最迫切的工作就是加大宣传力度,绝不能继续轻视对青年人的争夺。青年是祖国的未来,也是追求真理正义的希望。这些年来,资改派把大量精力花在对青少年身上,我们有义务把他们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把他们蒙在历史真相上面的尘埃污垢洗刷干净。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毫不犹豫地与他们争夺下一代,这是一项刻不容缓的工作。我们不能再继续做那些空洞的说教文章,建构虚无缥缈的空中楼阁。自我安慰、自我陶醉只能麻痹我们自己,最终失去的将是我们本来可以把握的最佳时机。  


第二个信息就是:改革开放几十年究竟给中国的老百姓带来了什么。我从博友“酷鼠”的回复里已经看到,他们那里1997年时生活还非常贫困。我不知道他家住在什么地方,但我相信像他家那样的乡村,1997年时全国肯定还有不少。即使在2009年的今天,仍有很多地方还没有脱贫。这样,我们就有理由提出质疑:当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20年、30年的时候,当全国已经出现众多千万富翁、亿万富翁的时候,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多的贫困人群呢?改革到底有没有给绝大多数的中国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和真正的社会地位呢?  


大家都明白一个道理:打蛇打七寸,出拳击软肋。资改派不是宣扬业绩如何如何辉煌吗?他们不是吹嘘成就如何如何巨大吗?那么,我们就是要让人民看清楚:资改派的根本宗旨不是为大多数人谋福利,他们的道路最终只能让少数人受益。所以我们在揭露他们污蔑毛泽东时代“经济崩溃”、“人民贫困”的同时,还要集中精力揭露改开后绝大多数老百姓仍然贫困的事实。只有这样才能让老百姓、让更多的年轻人认清和看透资改派的真实面目,才能让更多的人识别他们吹嘘的业绩不是辉煌而是一片昏暗,识别他们鼓吹的成就不是巨大而只是一个美丽的肥皂泡!  



文章写完时,突然发现博友“酷鼠” 1015日晚上10时 又在我的博客里留言。他留言的题目是《祸国殃民张维迎、盛洪之丑恶嘴脸!》,我将该留言一并贴在文章后面,供网友们阅读和欣赏。  


再次对博友“酷鼠”的信任表示感谢。  



 20091016 8  


   


附一:“酷鼠” 10149时 的回复:  



   


谢谢先生百忙中读了我给您的留言并做了回复。年龄本人原因(此句难以理解,可能是“由于年龄原因”之误——古彭万俟轩注),对毛主席时代没什么记忆,所得到的信息多来自书本和网络。我留言中写的1997年没有写错,我没有把那时家里的艰苦生活算到毛泽东时代,只是想说即使改革了十几年,我们家的生活还是那样苦。(和毛主席同呼吸的那四年家里日子也好不到哪里去,只是那时小没有印象了。)我不甘心的是那种苦日子,这种苦日子不论是在谁的领导下。来乌有之乡不到一个月,看了毛主席纪念堂里的一些文章,很受教育。  


   


附二:“酷鼠” 1015日晚10时 的留言  



   


祸国殃民张维迎、盛洪之丑恶嘴脸!!  


“许多国有资产是冰棍,不用也会自然消失的,只有运作起来才会产生效益。管理层收购国企,实现了产权和管理权合一的效果。即使是“零价格”甚至负价格转让,国家也不一定吃亏,因为很多国企都有很多的负债和职工负担,这就好比你带着女儿改嫁和你单身一个人改嫁时的谈判能力肯定是不一样的。”  


张维迎提出把国有资产当作冰棍,管理层收购国企,实现产权管理权合一,我想问其一句,管理层为何有能力收购国企,国企的管理层也有工资标准,在现在的分配制度上,即使从娘胎里就开始做管理层,也未必有这个能力收购国企,照张维迎的逻辑,管理层都是有能力的,那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他们把国企早已经从本质上变为私企了,利润早就装尽了自己的腰包,本来张维迎是打算在富人面前给摇旗呐喊,做他们行动的马前卒,开路狗,结果不小心把主人的意图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偷鸡不成反蚀了一把米,可悲,这次北大经济学家没把事情办好,“黎叔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再看看狗头军师盛洪的言论,更是将其代表的一族的丑恶用户昭然天下,“不妨把这些公共财产看成无主之物,谁先把它拿来卖,这公共财产的产权就算他的。你如果正好当一家国有企业的厂长,就可以和主管部门合伙把这家工厂卖给有钱人,产权就变成私有了。”此人赤裸裸的叫嚣要将我们人民的公共之物,化为私有。大家还应该都记得俄罗斯的改革路线,一夜之间,所有的公共财产通过所谓的“休克疗法”化为乌有,这就是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提出的颠覆社会主义财产的逻辑,真是令人发指啊,而这斯居然还是所谓的研究所所长。  



张维迎、吴敬琏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经济学家,希望先生关注他们的论点,及时著文揭露之。  


   


(转载请署名并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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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同志正确的观念:对人民说真相!才是真正对得起为人民的党

老同志正确的观念:对人民说真相!才是真正对得起为人民的党



作者:卧野观天

原文网址:http://qqggqqmm.blogspot.com/2009/10/blog-post_16.html


好多事情都不清不楚,这样是会冤枉人的!这样是会害人民的。表面主观认为是自己的党保密,为共产党遮羞,实际是害了这个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党,使党走歧途而不觉!敢于坦诚承认错误,敢于正视错误,勇于改正错误,这才是真正能被人民接受和有真正生命力的党,这才是光明磊落的真正的共产党员、真正热爱党。遮羞、掩盖、保持沉默实质只能是害党!


老同志要勇敢树立正确的观念:对人民说真相!才是真正对得起为人民的党。比如以下情况,内幕、真相究竟是什么?


网摘


从1979年到1990年,***先后6次讲话说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些朋友就是不买账。不但不买账,而且在诸多重要媒介上发表文章叫板***,狠批市场经济。

1990年和1991年那些日子,大家普遍十分沉闷,闭户读书或者下海做生意去了。这些“左”的朋友觉得终于“熬过”80年代,等来天赐良机。于是破土而出,走马灯一般披挂上阵,使出浑身解数,不把市场经济批个体无完肤,誓不罢休。

我那时在人民日报社评论部办公室里有空读了些“左”的文章。我不知道还有谁像我一样,耐心地把这些朋友的枯燥言论摘抄下来。改革开放30年到来之际,翻翻这些发黄的纸张,眼前又隐隐地腾起了当时的硝烟。

先让我们大略看看***从1979年到1990年6次有关市场经济的谈话。

第一次:1979年11月26日,***会见美国和加拿大客人时说:“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文选》第二卷,236页)

第二次:1980年1月16日,***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中说:“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文选》第二卷,247页)

第三次:1982年10月14日,***在与国家计委负责同志的谈话中指出,我们的经济体制“缺点在于市场运用得不好,对经济搞得不活。”(《***文选》第三卷,17页)

第四次:1985年10月23日,***在同美国企业家代表团的谈话中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文选》第三卷,148页)

第五次:1987年2月6日,***与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说:“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我们以前是学苏联的,搞计划经济。后来又讲计划经济为主,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文选》第三卷,203页)

第六次:1990年12月24日,***说:“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文选》第三卷,364页)

但是,某些人却硬要把计划与市场问题上升到两条道路斗争的高度,把计划经济说成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将市场经济划入“资产阶级自由化”、“资本主义复辟”、“否定***领导”的敌对阵营,开足马力抹黑和批判市场经济。


1990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关于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两个问题》。文章说:“社会主义的经济是公有制的经济,因而必然要求实行计划经济。计划经济即从整体上自觉实行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

10月12日,《人民日报》又发表长文《牢固树立社会主义信念》。这篇文章把质疑计划经济的观点扣上“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帽子。文章说:“资产阶级自由化……集中攻击党的领导、人民民主***、马列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以及道德伦理方面的集体主义,竭力美化资本主义。”

12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权威人士的文章《社会主义必定代替资本主义》。文章说:“市场经济,就是取消公有制,这就是说,要否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搞资本主义。”

1991年3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发展商品经济不可否定计划经济》。文章说:“有些人总是……对计划经济任意加以否定。”“市场经济原则很难真正做到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我国40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充分说明了在我国实行计划经济的巨大优越性。”

为了守住计划经济体制阵地,这些人呼吁以阶级斗争为纲,开展“两条道路的斗争”,以击败“资产阶级自由化”所主张的市场经济。

1991年6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长篇文章《坚持人民民主***,反对和防止“和平演变”》。该文说:全党和全国人民现在有“双重任务——阶级斗争和全面建设。”

这就把阶级斗争和经济建设并列,将一个中心变成了两个中心。这些人觉得,原来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够,要再加上一个政治中心,这就是以反对和平演变为中心。

那么,两个中心的关系是怎样的呢?这篇文章说,只有“正确处理两大任务的关系,才能坚持人民民主***。只有正确估量和进行阶级斗争,才能保证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并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1991年10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重头文章《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掌握处理矛盾的主动权》。文章说:当前我国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比建国以来任何时期都要鲜明、激烈、尖锐”。好家伙,就连“文革”那样激烈的阶级斗争也不在话下了,现在要进行更加激烈的阶级斗争,难怪这些人要把阶级斗争也列为中心了,而现实阶级斗争的斗争目标之一,自然是市场经济。

1992年1月5日出版的北京一家杂志,刊登了《反和平演变三论》这篇长文。文章说:“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阶级矛盾还存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斗争还存在,各派政治力量的斗争还存在,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面貌来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面貌改造世界,资产阶级的思想、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顽强地表现自己……我们要进行反对和平演变的斗争,要防止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复辟。”这里所说的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抵制市场经济。

就此打住。为了读者的脑筋少受一点折磨,不再繁琐列举了。

读着这些文章,令人产生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是不是又回到“四人帮”时代了?

上面这些文章的内容,有相当一部分是结合批判皇甫平而展开阐述的。读了这些文章,不能不为改革开放的命运捏一把汗。

据周瑞金回忆,当时担任上海***宣传部副部长的刘吉,把批判皇甫平的文章都收集起来,交给了***。

另外,曾任国家科委副主任、国务院研究发展中心副主任的吴明瑜等人,也把左倾思潮在北京及其他一些地方和单位严重泛滥的情况,收集起来交给了***。




(转载需注明来源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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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0月15日星期四

交手结果是:吴敬琏不及黎阳一脚!——不堪一击。

交手结果是:吴敬琏不及黎阳一脚!——不堪一击。

作者:卧野观天

原文网址:http://qqggqqmm.blogspot.com/2009/10/blog-post_15.html


卧 野 观 天:



很高兴天天律师站在客观的第三方上转贴下面这篇文章,

黎阳:《六十国庆的“反毛方阵”》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7614840100fo4e.html

法律是建立在道德和政治基础上的东西,离开正义的道德和政治,法律只是浮萍,

这你应该深有体会!期望多关注多转这类文章。



认为:喜欢的是老毛的要“大辩论”,是真理越辩越明。

认为:不支持的是笑贫的“不争论”,一争论就露馅。



老毛是草根大王;笑贫是不争论的军头专制和精英官僚。

黎阳是草根;吴敬琏是强势的官僚精英。



交手结果是:吴敬琏不及黎阳一脚!——不堪一击。


六十国庆的“反毛方阵”


黎阳




  有些人只看见了国庆六十周年前夕诞生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方阵,却没有看见几乎与此同时诞生的“反毛方阵”。


  2009年9月27日,“奋斗创业”方阵正式更名为“毛泽东思想”标语方阵。


  就在第二天,2009年9月28日,《财经》杂志2009年第20期(总第247期)发表封面文章——《吴敬琏:中国经济六十年》,而且发表了编者按(见附录)。


  这则编者按和吴敬琏的文章构成了一个“反毛方阵”,关键的关键是这两条:


  第一,声称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完全失败:



  ——“60年前,中国开始了一个以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体制来实现民族振兴的宏大尝试。这个尝试以失败告终”。


  ——“集中计划体制,非但没有进一步激发人民大众的创造热情,相反形成了毛泽东故主席所说‘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缺乏生机与活力的局面”。


  第二,声称大跃进、饿死人是毛泽东一手造成的:

  ——“各级政府响应毛泽东‘三年超英、十年超美’的号召……无偿调拨农民的资源,来完成‘钢铁生产一年翻一番’之类绝无可能实现的高计划指标。结果很快爆发了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争夺资源的大战,‘一平(平均主义)、二调(无偿调拨)、三收款’的‘共产风’盛行,经济秩序一片混乱。”


  ——“在食品供需出现短缺,全国性饥荒即将爆发的时刻,毛泽东却在思考‘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提出采取‘休耕制’‘敞开肚皮吃饭’一类解决办法。在人民公社中,纷纷采取了‘公共食堂’‘五包’‘十包’等‘各取所需’的分配办法。”


  ——“因为政治局委员彭德怀致信毛泽东,要求认真总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经验教训,毛泽东临时决定延长会期,对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活动’进行严厉批判,由此掀起了全国范围的‘反右倾运动’。整个政治气氛从‘纠‘左’‘转向‘反‘右’’”。


  ——“由于封锁消息和缺乏拯救措施,城镇地区广泛出现因营养不良导致的浮肿病,农村地区则造成2000万至4000万人的‘非正常死亡’”。


  多年来诸如此类妖魔化毛泽东的胡说八道和信口开河已经司空见惯,许多人已经麻木了,干脆充耳不闻,所以对这次也没当回事,更没看出这里边的奥妙和杀机。


  以前对毛泽东的种种诽谤都是海内外文匪“精英”们以个人名义发表的,而这次不同。吴敬琏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这充分证明吴敬琏的身份是“国务院官员”。《财经》杂志应算是国务院下属机构管辖的杂志。“国务院官员”在“国务院下属的杂志”发表正式文章,还由编辑部加了编者按,那就证明这一切都不是个人行为,而是正式的官方行为,上述观点表明了国务院的官方立场,否则必定要来一条“个人观点、文责自负”,更不会定为封面文章还加编者按。


  吴敬琏这次对毛泽东的诽谤内容虽然不新鲜,但由吴敬琏正式写成文章、在《财经》杂志上正式发表、并由《财经》杂志正式写出编者按这一系列举动本身却大有深意,而且意味深长。


  第一,这客观上属于“国务院挑战党中央”:

  关于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建设,中共中央已有结论如下:(摘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


  ——“三十二年来我们取得的成就还是主要的,忽视或否认我们的成就,忽视或否认取得这些成就的成功经验,同样是严重的错误。”

  ——“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六年,全国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十九点六,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四点八。经济发展比较快,经济效果比较好,重要经济部门之间的比例比较协调。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显著改善。一九五六年四月,毛泽东同志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了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始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的十年中,我们虽然遭到过严重挫折,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这是这个期间党的工作的主导方面。”


  如果中共中央的上述决议已经作废,谁说的?何以为证?为什么没见新的决议?如果上述决议依然有效,那为什么吴敬琏一个国务院官员就敢彻底推翻?如果这是吴敬琏个人自作主张,那要么是吴敬琏“官封弼马心何足名注齐天意未宁”、“尖嘴咨牙弼马温,心高要做齐天圣”,不当“弼马温”要当“齐天大圣”,所以来了个大闹天宫;要么是中共中央已经威风扫地,无法维持有效的统治,所以一个国务院的官员便可以随便挑战中共中央全会的决议而不受任何惩罚。如果这不是吴敬琏个人自作主张,那岂不是说这是国务院的官方立场,即“国务院挑战党中央”?如果是这样,那中国共产党还是执政党吗?是党中央领导国务院,还是国务院领导党中央?


  不是坚决反对“造反有理”吗?不是千方百计“维稳”吗?吴敬琏一个人就敢造中共中央全会决议的反,是“维稳”还是“颠覆”?是“维稳有理”还是“颠覆有理”?跟吴敬琏一个人挑战中共中央全会决议之举相比,屁民们上访、请愿、游行之类算老几?如果“维稳”不管吴敬琏挑战中共中央全会决议的权威,那还有什么理由禁止屁民们哭诉各地土皇帝们的倒行逆施?


  第二,为“饿死四千万”提供了“官方证据”

  海内外反华势力、“民运人士”和国内文匪“精英”一直鼓噪“饿死三千万”之类耸人听闻,但从无根据,只能当神话说。而如今吴敬琏以“国务院官员”兼“经济学家”的双重身分发表正式文章向全世界公开“证实”中国“农村地区则造成2000万至4000万人的‘非正常死亡’”——如果说以前诽谤中国共产党“饿死三千万”的谣言找不到出处,那么如今吴敬琏为此提供了一个“权威”根据,从此可以做为中国政府的官方资料和证据——2009年9月28日,吴敬琏代表中国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正式向全世界提供了最权威的官方“证据”:由于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中国人被饿死的不止三千万,而是四千万。有了吴敬琏的这一条,本来没有根据的耸人听闻一下子就变成了“铁证如山”。


  第三,为将来彻底取缔共产党悄悄布闲棋、下冷子、奠定基础

  吴敬琏编造出个“饿死四千万”,又把一切责任强加到毛泽东头上,这就在事实上给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扣了顶“反人类罪”的大帽子——如果一把手不知情、皆因实际管事的副手阳奉阴违导致饿死人、一把手发现后立即纠正制止而且严厉惩办了肇事凶手,那是一回事。如果完全因为一把手明知故犯、坚持蛮干而导致饿死人是另外一回事。蓄意饿死人、而且“饿死四千万”之多则不折不扣属于“反人类罪”。


  犯了“反人类罪”的政党还有资格执政吗?别说执政,连存在都没资格——二战后德国纳粹党被定性为犯了“反人类罪”,于是严厉取缔。不仅取缔,而且全党人人过关:从上到下,凡加入了纳粹党的,不管是一把手、二把手还是普通党员,全部都要清理。不管与“反人类罪”沾边的纳粹党徒们如何拼命声称自己不知情、仅仅是服从命令、没主动干过坏事……结果呢?诸如此类辩解概不认帐,全部清算,一个不饶。邓尼茨是海军司令,跟“反人类罪”难得沾边,但因为被希特勒指定为继承人,那就照样按罪犯抓,按罪犯判,判了十年。这就是历史的逻辑——只要沾上了“反人类罪”,如何定性评价处理就由不得你了。犯了“反人类罪”的政党即便指定了继承人,那也不算数;当了继承人,即便没过失也要照样算帮凶,照样要拿下。


  有些人以为把自己的罪责嫁祸给毛泽东就可以蒙混过关了,可以继续大权在握唯我独尊。吴敬琏的文章实际堵死了这条路,明确告诉这些人:这是不切实际的一厢情愿:


  1.吴敬琏以“国务院经济研究的主管官员”和“著名经济学家”这一“官方权威”加“学术权威”的双重身份编造了“饿死四千万”的“事实”,再把全部责任都硬栽到当年的党内一把手毛泽东头上。这个“事实根据”一旦成立,中国共产党的“反人类罪”的罪名就算坐实了,今后永远想跑都跑不了。


  2.吴敬琏号称“经济学家”,文章里大谈特谈的却是政治,而且是“夺权”——名为“政治改革”,话中之话、重中之重却是权力:以“改革”的名义要求中国共产党交出一切权力:


  ——“现在的进一步改革将不可避免地损害一部分既得利益,包括政府自身”;

  ——“中国政府不但要克服强有力的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更需要有改革自身的勇气”;

  ——“推动国有垄断企业和政治体制改革,意味着政府要对自身进行改革”;

  ——“中国经济的改革过程远未成功:……政府和国有部门仍然控制着国民经济中大部分的资源”;

  ——“政治改革严重滞后,权力不但顽固地不肯退出市场,反而强化对市场自由交换活动干预压制等寻租活动基础所造成的,根本解决之道就只能是坚持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


  ——“既然‘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我们有理由期许,更为切实有效的改革方案能不断推进”;


  ——“要将改革深化推进,还需要有更切实、有力的措施”;

  ——“目前中国社会中贫富差距不正常拉大的主要原因是机会不平等,也就是由于各级党政机关有过大的支配资源的权力”;

  ——“我国社会中目前存在的种种权贵资本主义现象,究其根源,就在于不受约束的权力对于经济活动的干预和对于经济资源的支配,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支持者要求加强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加强政府及其官员不受约束的‘专政’权力,不正是强化腐败的制度基础,和他们所宣称的目标南其辕而北其辙吗?”


  吴敬琏说得非常明确:“经济学家”要改行搞政治了,“搞政治”就是要夺取权力——你共产党“各级党政机关有过大的支配资源的权力”,“绝对的权力会绝对地腐败”,所以“政治改革”就是你共产党把权力交出来,轮到你共产党当“改革代价”:“现在的进一步改革将不可避免地损害一部分既得利益,包括政府自身”——而后呢?吴敬琏虽然没直截了当明说,但结论不言而喻:既然“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既然不能“加强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加强政府及其官员不受约束的‘专政’权力,”,那自然就只剩下一条路:“普世价值”、“民主化”、“民主是个好东西”、“自由选举”……只要到了这一步,今天已经被吴敬琏深谋远虑地扣上了“反人类罪”的中国共产党还想继续存在下去吗?一个有蓄意“饿死四千万”的“反人类罪”的“前科”的政党还想参加竞选吗?别说参选胜选,连存在都不可能——别看吴敬琏们今天只骂毛泽东、不骂共产党,那仅仅是一时的策略,无非是利用矛盾、分化瓦解、各个击破。一旦成了气候、由不得你共产党说了算时,岂有不翻老帐之理?西方竞选谁的老底不被翻个底朝天?中国如果也到了那一步,吴敬琏今天强加的“反人类罪”的“罪行”哪有不炒破天之理?那时谁沾“中国共产党”谁等于是“罪犯”,想不“改名易帜”都由不得你。吴敬琏今天虽然对这种前景只字不提,却一直在不声不响为这种结局的出现创造充要条件。所以说吴敬琏今天的这篇文章正是为将来取缔共产党打下伏笔——当许多人为国庆六十年游行有了“毛泽东思想万岁”方阵而欢呼雀跃时,吴敬琏们已经为将来彻底“族毛”、“灭共”而布局下子、组成致命的“反毛方阵”了。


  吴敬琏在这里只犯了一个错误:小看了人民群众,以为历史是他们这些文匪“精英”们用嘴皮子创造的,可以任由他们指鹿为马颠倒黑白,所以文章满篇瞎话,处处造谣:


  ——吴敬琏说:“各级政府响应毛泽东‘三年超英、十年超美’的号召……无偿调拨农民的资源,来完成‘钢铁生产一年翻一番’之类绝无可能实现的高计划指标。结果很快爆发了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争夺资源的大战,‘一平(平均主义)、二调(无偿调拨)、三收款’的‘共产风’盛行,经济秩序一片混乱。”


  吴敬琏在这里绝口不提大跃进时提出“十五年赶超美国”的是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1958年6月14日刘少奇在同全国妇联党组织负责人的谈话、1958年7月5日刘少奇在北京石景山发电厂同工人谈话);也不只字不提提兴起“一平、二调、三收款”的“共产风”、导致“经济秩序一片混乱”的也是刘少奇。(见1958年10月17日《人民日报》《人民公社所见》:“由于少奇同志做了许许多多的重要指示,到了9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李先念等人到徐水视察时,徐水县已经实现了“一县一社,县、社合一”。一县一社,即一县一个公社,全县统收统支,统一核算,共负盈亏,原来各社队的收入统一交县,支出统一由县核拨,供给标准,工资水平全县基本上一致。徐水人民公社已经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某些残余,徐水全县没有一个小商贩,他们全部实行了供给制。”)。


  吴敬琏更不提反对“共产风”的是已经退居二线的毛泽东——毛泽东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说:“从去年9月人民公社成立后,刮起了一股共产风,主要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三是猪、鸡、鸭、(有的部分,有的全部)无偿归公社,还有部分桌椅、板凳、刀锅、碗筷等无偿归公社食堂,还有大部分自留地归公社……。这样一来,共产风刮遍全国。他批评说: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这是不允许的。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都还采用赎买政策,怎么可以无偿剥夺农民的劳动成果呢?这样做,实际是抢产,没给钱,不是抢是什么?这样下去,一定垮台!”他又说:“我代表一千万队长干部,五亿农民说话,坚持右倾机会主义(按:当时如果谁反对刘少奇推行的‘共产风’就被他们批判为右倾,所以毛泽东这样说),贯彻到底,你们不跟我贯彻,我一个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毛泽东在1959年3月5日的发言中说:“武昌会议时,价值法则、等价交换已弄清,但根本不执行,等于放屁。”(毛泽东讲的这些话,是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人拒不执行武昌会议精神和八届六中全会精神的批评)。


  吴敬琏就这样颠倒是非,把一切责任全部强加给了毛泽东。

  ——吴敬琏说:“面对这种严峻局面,中共中央在1958年11月的‘郑州会议’、1958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武昌扩大会议和1959年4月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要求‘压缩空气’、纠正‘左’的偏向。”


  吴敬琏在这里又玩了一把偷梁换柱的把戏:那些要求“压缩空气”、纠正“左”的偏向的会议都是毛泽东主持召开的,而且“压缩空气”这个提法都是毛泽东的发明(1958年11月21日,毛泽东就压缩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问题说:“我们再一次唱个低调,把脑筋压缩一下,把空气变成低调空气。先搞少一点,如果行,有余力,情况顺利,再加一点。这有点泼冷水的味道,右倾机会主义了。”他说:“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
吴敬琏却故意用“中共中央”这个含含糊糊的提法把毛泽东对刘少奇的瞎指挥的反对一笔勾销。

  吴敬琏绝口不提、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直言不讳的事实是:退居二线毛泽东实际被一个“集体”禁闭起来、封锁起来,几乎与世隔绝,而毛泽东为打破这种封锁想尽了办法:


  ——毛泽东本人是希望到群众中去的,但他面对的是一个“集体”.他同这个“集体”有过较量。在北面河,他曾经坚持“出去走走”。走不出去还发了脾气。……他发脾气也没用,换谁当警卫都会这样做。


  ——我们卫士们多次私下议论:毛主席的生活太清苦,太单调,大枯躁,大没有自由了。你不相信,你难以想象,是吗?那你就想想太空船上的宇航员吧,这游十万八千里却始终在一个密封舱里。


  ——毛泽东的足迹遍全国。但是,他不能逛街,不能游园。不能随便进电影院,不能随便上百货商店。他是人民的领袖,全国人民都喊他万岁。但是他没有随便见人的自由,多数要经事先安排.就连火车专列上的服务员要见他,也需经我们卫士同意。他思想活跃,驰骋无羁,却连飞机也不能坐。他只是个人,面对的是组织决定。有时,他一句话就能改变中国的历史进程。但同时,他说一百句也得不到去饭馆吃饭的自由。他在红墙内讲话地球也可以颤动,但是他要随便走出红墙一步却是不可能。必须经有关部门同意安排……


  ——记得1958年我随他去天津新立村参观水稻,一位中央首长和当地干部说一亩地产十万斤。毛泽东摇头,说:“吹牛。”他们用灯光照,用吹凤机往稻田里吹风,让小孩往上站。毛泽东说:“靠不住,站得高跌得狠。”他说那位中央首长:“你没种过地,你就会放大炮。我种过地,十万斤不可能么,堆也堆不起来。你骗不了我。”


  ——到了1959年;毛泽东开始有些感觉,越来越不放心。他总想看到实际情况,可是不那么容易。……反正进城后,出于安全等方面的考虑,他越来越不易随便行动,行动总是被事先安排好。都是有准备的。他发脾气也没用,就是不许他随便行动,飞机都不许坐,是中央的决定。


  ——记得这一年,毛泽东视察各地,又来到河南。请一些同志来开调查会时,毛泽东反复问:“大食堂究竟怎么佯?好还是不好?你们要说实话。我希望你们讲真话。”大家异口同声说好。不但列举出许多优越性,还拿出许多面包来,说是大食堂烤的,就是吃这种面包。他仍然不放心。他也想搞“突然袭击”,看看实情。记得有次专列正在急驰,他突然指着远处一个村子,吩咐我:“通知停车。我要到那个村子里去看看。我要讨一碗红烧肉吃,看能不能讨到?我立刻去打电话。先打给上级有关部门,然后再去。等毛泽东来到那个村子,不要说讨一碗红烧肉,就是讨一只烤小猪也早准备好了。


  ——毛泽东点头:“那好,那好。”他抬起眼帘扫了一圈,目光变得严肃犀利:“要讲真话,不许说假话。不许隐瞒欺骗!”那天夜里仍是封耀松值班。据他汇报,他替毛泽东做睡前按摩,毛泽东想着心事,泪水又哗哗地涌出来。毛泽东抚着封耀松的后背流着泪说:“小封,我不放心哪。他们许多事瞒着我,我出去到哪里,他们都能有准备。你们要下去。你们能看到真实情况,要告诉我真实情况……”


  ——毛泽东为了解全国的真实情况,特别是农村的真实情况,要求警卫他的一中队“要搞成五湖此后,毛泽东坚持听那些回乡战士的汇报,亲自批改战士们写的调查报告。(注:毛泽东不得不通过身边的警卫战士来了解实际情况,可见被封锁到了何等地步。)


  吴敬琏们就是这样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毛泽东“少数服从多数”、遵从中央决议,就象被软禁一样与世隔绝,什么真相也看不到,就只能根据错误的信息决策,出了错误却全算在毛泽东头上;毛泽东“造反”、破了这个“少数服从多数”,又被指责为“专制独裁”、“独断专行”……总之怎么着都有“罪”。


  实际上,对“大跃进”的经济混乱、对“共产风”、对饿死人真正有罪的是当时主持一线工作、欺下瞒上的两面派,也包括吴敬琏及其同伙。


  比如1958年“大跃进”中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是“人民日报”的副总编胡绩伟。就是这同一个胡绩伟如今说:“国家赤地千里、饿殍遍野的惨象完全是我们党造成的”、“党史从头起就应该改写”、“只有突破共产党一党专政的统治,才能使我国最终成为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这是历史的潮流,也是几十年的惨痛教训。新一代的党的领导人必须有这种觉悟”……


  又比如,吴敬琏说:中国理论界第一个对‘体制下放’思路提出批评的经济学家是孙冶方……他在提出上述观点后不久,就被说成是‘比利别尔曼还利别尔曼’的‘修正主义分子’而受到批判和迫害。”——而吴敬琏不肯说的事实是:吴敬琏是1964年批判孙冶方最得力的棍子手,用棍子学术模式进行了对孙冶方的批判。


  吴敬琏女儿写的《我和爸爸吴敬琏》一书披露了以下事实:


  ——吴敬琏“大义灭亲”,跟当了“右派”的父母坚决“划清界限”,毫不留情“揭发批判”。

  ——吴敬琏“文革”中是“五.一六”分子(“五.一六”是文革中以炮打周总理、大闹打砸抢而闻名的一个组织)

  ——吴敬琏当初“左”到了家,教训老婆不许坐沙发,说无产阶级都坐凳子,你为什么要坐沙发?而吴敬琏更不止一次对全家人宣布:“一个人不应该有两件以上的衬衫。”他对女儿往铅笔盒、橡皮上写名字很反感,“不要把这么一点点小东西都变成‘私有财产’”


  ——号称“吴市场”的吴敬琏在十二大开过之后的1983年还在起劲地批判“市场经济”,大骂“从计划经济改变为市场经济”的主张是“同20世纪二三十年代社会主义论战中以米塞斯和哈耶克为代表的反社会主义派的观点相似”。(吴敬琏:《论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属性和商品经济属性》,《工业经济管理丛刊》1983年第9期)


  吴敬琏如今洋洋洒洒大谈反“左”,却不说自己当年比谁都“左”;义愤填膺控诉“饿死四千万”,只字不提自己当年正是为“饿死四千万”摇旗呐喊的干将。


  张翼德是“当阳桥上一声吼,喝断了桥梁水倒流”;

  吴敬琏呢?“《财经》杂志上一声吼,喝断了历史遮尽了丑”——摇摇笔杆舞文弄墨,就把毛泽东时代几十年的经济成就一笔勾销,就给毛泽东强加了个“饿死四千万”的骇人听闻的罪行,就为彻底取缔共产党奠定了基础,就把自己的一裤裆屎变成了“满地黄金”……


  光看到六十大庆前夕的“毛泽东思想方阵”还不够,还得看到与此同时由国务院官员吴敬琏与《财经》杂志组成的反毛方阵。看不到后一点就急急忙忙欢呼“毛泽东思想重返中国”、“毛泽东思想将继续成为我党的指导思想”、“在四中全会指导下,全国将掀起一个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热潮”的人其实太天真了点。


  列宁说:

  ——“历史上常有这种情形:当那些在被压迫阶级中素享盛名的革命领袖一旦逝世以后,他们的敌人便企图窃取他们的名字来欺骗被压迫阶级。”(列宁:《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


  ——“当伟大的革命家在世时,压迫阶级总是不断迫害他们,以最恶毒的敌意、最疯狂的仇恨、最放肆的诽谤对待他们的学说。在他们逝世以后,便企图把他们变为无害的神像,即所谓把他们偶像化,赋予他们的名字某种荣誉,以便‘安慰’和愚弄被压迫阶级,同时却阉割革命学说的内容,磨灭它的革命锋芒,把它庸俗化。现在资产阶级和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者在对马克思主义作这种‘修琢’的事情上正一致起来。他们忘记、抹杀和歪曲这个学说的革命方面,革命精神,把资产阶级可以接受或者似乎接受的东西放在第一位来加以颂扬。”(《列宁全集》第3卷165页)


  鲁迅说:

  ——“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重实力。旧社会的根柢原是非常坚固的,新运动非有更大的力不能动摇它什么。并且旧社会还有它使新势力妥协的好办法,但它自己是决不妥协的。在中国也有过许多新的运动了,却每次都是新的敌不过旧的,那原因大抵是在新的一面没有坚决的广大的目的,要求很小,容易满足。譬如白话文运动,当初旧社会是死力抵抗的,但不久便容许白话文底存在,给它一点可怜地位,在报纸的角头等地方可以看见用白话写的文章了,这是因为在旧社会看来,新的东西并没有什么,并不可怕,所以就让它存在,而新的一面也就满足,以为白话文已得到存在权了。又如一二年来的无产文学运动,也差不多一样,旧社会也容许无产文学,因为无产文学并不厉害,反而他们也来弄无产文学,拿去做装饰,仿佛在客厅里放着许多古董磁器以外,放一个工人用的粗碗,也很别致;而无产文学者呢,他已经在文坛上有个小地位,稿子已经卖得出去了,不必再斗争,批评家也唱着凯旋歌:‘无产文学胜利!’但除了个人的胜利,即以无产文学而论,究竟胜利了多少?况且无产文学,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底一翼,它跟着无产阶级的社会的势力的成长而成长,在无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很低的时候,无产文学的文坛地位反而很高,这只是证明无产文学者离开了无产阶级,回到旧社会去罢了。”


  《共产党宣言》说:“为了拉拢人民,贵族们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做旗帜来挥舞。但是,每当人民跟著他们走的时候,都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


  如今被新贵们“当做旗帜来挥舞”以“拉拢人民”的早已不仅仅是“无产阶级的乞食袋”,而是包括了能打动人心的一切:稻草、金条、花言巧语、哭天抹泪、道德的血液、诗词书法、亲民之举、讨工资、送医院、凭吊毛岸英……


  可惜新贵一转身,便使正要“跟着走”的老百姓看到了自己“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
吴敬琏和《财经》杂志组成的反毛方阵,结果同样是“哈哈大笑,一哄而散”。


  附录:吴敬琏:中国经济六十年[全文见链接]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57878


  《财经》杂志2009年第20期

  2009-9-28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年来,从计划到市场,在经济建设上走过一条迂回曲折的道路,期间经历过无数艰辛、动荡、摇摆与反复,既有山重水复之困惑,也有柳暗花明之转机。这是一段中华民族走向复兴之路的历史;一段打破思想桎梏、寻找经济规律的历史;一段摒弃少数权威、尊重大众个体权利与贡献的历史;一段重新划定政府与市场界限的历史。这个过程是人类探索未来发展方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人类社会贡献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宝贵经验和教训。


  60年前,中国开始了一个以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体制来实现民族振兴的宏大尝试。这个尝试以失败告终,有其内在的必然性。当整个社会取消了微观个体对外探索的权利与自由,只由少数精英通过制定计划的方式来引导全国人民向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进行探索时,偶尔可能会走对了方向,但更多的可能是误入歧途;甚至其纠错机制都是非常僵化而低效的:认识错误时要高度依赖少数精英,改正错误时是整个社会一致行动——但这种行动,往往也未必是正确的,整个社会来回往复地试错,为此付出的不必要的成本,难以度量。


  30年前,中华民族穷则思变,摒弃了在原有计划经济体制内的修修补补,开始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轰轰烈烈的转型。这个过程,在当时叫做“摸着石头过河”;到今天,则可以断言,市场经济是引领中国经济再铸辉煌的必由之路。


  与此前的改良不同之处在于,从中国决定在公有经济之外开始市场化改革之日起,普通民众作为个体,在开始获得掌握自己命运的权利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分担了探索社会发展方向的使命。理想的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在于,社会上每个微观主体都可以向不同的方向探索,由于禀赋不同,际遇不同,不同的人找到正确方向的概率也不同。而一旦有人找到正确的方向,社会其他人可以跟进,并分享这个好处。在这个过程中,价格体系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既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引导和优化资源配置,更对人们行为的优劣起客观的评判作用。找到正确方向的人,还可以通过价格机制得到合理的回报。


  私有产权、市场、企业,市场经济体系中这三位一体的基本元素,在计划经济中一度完全缺失。基于产权基础上的人力资本或者物质资本,到底是通过价格机制在市场上配置或者组合,还是在企业中通过行政命令的方式加以利用,取决于两种方式何者更有效。对于同样一种经济活动,由各种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通过缔结契约而成的企业,如果其管理成本高于市场价格机制配置所需要的交易成本,则说明该企业从事此经济活动是低效的,应该将之归于市场。这种市场经济中屡见不鲜的企业重组,在计划经济中是无从得见的,因为整个国民经济就是一个大企业,但其运作的好坏,由于没有一个外在的市场和价格体系来衡量而无从知晓,最终流于低效、破败。


  中国经济60年的发展历程,迄今为止绝大部分时间就是在对这套体系进行改革的历程。从原来徒劳无功的体制内改良,到发展公有经济和计划体制外的非公经济和市场体制,再到公有经济和计划体制的全面变革,方向早已明确,目标渐次清晰。产权改革,市场(价格)改革,(国有)企业改革,以及政治体制改革,多管齐下,极大地释放出国民经济的活力,支撑了中国经济30年来平均近10%的增长,使之迅速成长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


  然而,“行百里者半九十”。中国经济的改革过程远未成功:产权改革依然任重道远;许多要素价格如能源、利率、汇率等仍受政府管制;国企改革到能源、电信、金融等国有垄断行业便难以推进;政府和国有部门仍然控制着国民经济中大部分的资源。这些由于改革不彻底而造成的问题互相交织,是贪污、腐败、社会不公、经济结构失衡、环境恶化等问题的根源。


  尽管中国经济60年来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如果在国民经济这些举足轻重的领域上的改革不彻底,矛盾不断积累,改革开放的伟业将难免功亏一篑,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将失去可靠的基础。


  改革已到深水区。如果说改革初期是全民受益,则现在的进一步改革将不可避免地损害一部分既得利益,包括政府自身。中国政府不但要克服强有力的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更需要有改革自身的勇气,前路挑战重重。但既然“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我们有理由期许,更为切实有效的改革方案能不断推进。


  中国经济,不走回头路。

  ——编者




(转载需注明来源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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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0月14日星期三

大陸農民同胞聲援香港菜園村村民當家作主捍衛子孫180代生存產權!

大陸農民同胞聲援香港菜園村村民當家作主捍衛子孫180代生存產權!

作者:卧野观天

原文网址:http://qqggqqmm.blogspot.com/2009/10/180.html


回謝香港同胞一貫對大陸同胞民生國計的關心和援助!公平、正義的關心和援助!


大陸農民同胞:

聲援香港菜園村村民當家作主捍衛子孫180代生存產權!


偉大的毛澤東主義萬歲!全世界人民大團結萬歲!真正的人民大衆當家作主萬歲!










附:

菜園村關注組十月十三日最新聲明:會面不約時間,做騷令人反感


今日﹝十月十三日﹞下午,運輸及房屋局長鄭汝樺突訪石崗菜園村,很多傳媒朋友在新聞處的提 醒下聞風而至採訪,可以預想,明日的報章又會出現多篇「局長駕臨菜園村探訪老人」的溫馨報道。身為代表菜園村大部分被迫遷村民的組織,石崗菜園村關注組希 望把握時間,向傳媒朋友們報告事情的來龍去脈,以正視聽。


石崗菜園村關注組自從去年成立以來,不斷要求與鄭汝樺局長在約好的地點和時間,與關注組和村民來一次正式會面。政府方面一直以不同的理由搪塞,直至 近日,運輸局的官員才說鄭局長終於有意與村民討論。菜園村關注組一直實行大會集體議決制度,所有重大決定均需在每星期一次的村民大會上議決。故此,關注組 在零九年十月十日舉行的村民大會上討論與鄭局長會面的細節。


當日的村民大會有接近九十人出席,會議通過兩個決定,一是請鄭局長在十月十八日星期日晚上與菜園村村民會面,因為那是最多村民﹝特別是年輕一輩﹞方 便的時間。大家都認為,若果會面要有代表性,則必須讓盡量多菜園村村民能夠參與。第二個決定是,會面必須在作為菜園村公共活動核心的石崗蔬菜產銷合作社舉 行,而不能在原居民色彩濃厚的八鄉鄉事委員會或橫台山村公所舉行,這是為了展示身為非原居民的菜園村村民的自重。


關注組主席高春香之後將決議內容向運輸及房屋局官員交代,當下沒有得到確實回覆。直至昨晚,高春香主席突然收到鄭局長秘書的電話,說局長「要」在今 日下午在石崗菜站與村民「對話」,並要求高春香把日間留在村裏的老人家叫出來跟她談。另一邊廂,政府新聞處早已預約記者前來採訪。整件事的性質很清楚── 鄭汝樺不希望與大多數菜園村村民面對面討論,卻只想在自己感到高興的時間,自編自導自演一場高官微服探望老人「真人騷」。


菜園村關注組對鄭局長和其副手邱誠武三番四次在跟村民達成共識前單方面入菜園村做公關騷,感到非常憤怒。這絕不是有承擔的政府所當為,亦顯示出香港 政府根本毫無誠意與菜園村大多數村民認真溝通。菜園村關注組不承認今日出現的所謂會面,鄭汝樺局長必須盡快與關注組另訂一個最方便村民出席的日子,在石崗 菜站與村民開會。


我們在此亦呼籲香港的新聞從業員不要甘為宣傳工具,忠於事實報道。


二零零九年十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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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0月13日星期二

建议锦涛主席:取消梦话先富论,提升"共同富裕"到哲学级"共同幸福"

建议锦涛主席:取消梦话先富论,提升"共同富裕"到哲学级"共同幸福"


作者:卧野观天

原文网址:http://qqggqqmm.blogspot.com/2009/10/blog-post_100.html




今天是2009.10.13日,首发个提议,尽点国计民生之匹夫之责。


胡锦涛主席是日理万机忙于为人民服务,忙于国计民生;卧野观天是忙于去给地主老财、资本家当牛做马。

都忙!别浪费胡锦涛主席的宝贵时间,简短,就一句话:


取消不符合中国人思想觉悟实际的梦话“先富论”,提升“共同富裕”到哲学级上的“共同幸福”


——Over!去当牛做马了,去做金钱的奴屁了——


(转载需注明来源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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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批评习近平"文,习近平副主席欧洲访问可能秘密诚恳拜访项观奇

因"批评习近平"文,习近平副主席欧洲访问可能秘密诚恳拜访项观奇


编辑:卧野观天

原文网址:http://qqggqqmm.blogspot.com/2009/10/blog-post_9729.html


批 评 习 近 平






项观奇







连续看了习近平同志的几个报告,最近又看了他在中央党校的关于党的建设的报告,在感到失望之余,又感到问题严重。正像我们对胡锦涛同志满怀希望一样,我们对习近平同志也满怀希望,二位都是长在红旗下、受毛泽东思想哺育成长起来的,尽管现在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路线占了统治地位,难道毛主席对他们的教导,还有许多老同志的教导,都能完全置之脑后吗?尤其二位的特殊经历,难道不明白搞社会主义,为劳动人民谋利益,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动摇的吗?




也许正是因为希望太大,失望也尤其沉重。我简直不能相信,习近平同志作为一位专门在清华大学学过马克思主义专业的博士,能做出这样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报告。



如果不批评,是对党的事业、对国家、对人民不负责任,也是对习近平同志不负责任,因为历史最终是要评判习近平同志的功过是非的。



这个善良的愿望,希望习近平同志能理解,希望其它同志也能理解,仅就允许批评来说,就是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破除封建专制的一个步骤。




不能不允许批评,只准颂扬;也不能一批评,就好像是敌我斗争,非致敌于死命不可。这都不合民主制度。原则是要讲的,不然不能触及痛处,但是,尖锐的批评无非是为了治病救人,是为了帮助同志。这是主席最后对待小平同志的态度,他当时一再说:『批评是为了帮助』。我们必须遵循这个正确的原则。希望这能成为党和国家的一种风气,习近平同志谈党的建设,这正是党风的建设。这算开场白,无非是怕误解,影响了接受意见。





一,如何认识国际形势





习近平同志的报告是从形势谈起的。做为一个政党,明确自己面临的形势,这是对的,做为一个领导社会主义大国的执政党,明确自己面临的国际形势也是对的。问题是该怎样分析、认识国际形势。



习近平同志给的答案让人不可思议,为了不曲解他的原意,我完整引述他的宏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30年,整个世界发生了大变化大调整,这种变化和调整的剧烈和深刻程度远远超出了人们的预料。最显著最重大的变化,就是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两极格局终结,世界社会主义发生严重曲折,西方资本主义出现种种新情况,世界多极化不可逆转,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新科技革命及其带来的重大科技发现发明和广泛应用,推动世界范围内生产力、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所有这些,引起全球经济格局、利益格局和安全格局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化。与时代、实践和科技的发展相联系,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兴起了以增强综合国力为中心目标的竞争浪潮,这个浪潮涉及国家之广泛、涉及领域之全面、持续时间之长久,都具有标志性的时代意义。』




在我评论这段话之前,我想说,这样概括世界形势,除了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这两个词之外,任何一个资产阶级政治家都可以这样说,任何一个社会民主主义政治家更可以这样说。为什么?不为别的,就是因为这是一套资产阶级的分析世界形势的观点,一套修正主义的分析世界形势的观点,而唯独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人的分析世界形势的观点。



习近平同志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怎么可以这样讲话呢?你是在讲共产党的党的建设,可是你的马克思主义到哪里去了呢?



这个概括的错误是非常明显的。



首先,这种认识形势的方法是根本错误的,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




所谓世界形势,当然是指国与国的关系,以及由这种关系的本质所决定的世界的总的状况。如果对这些国家的性质和特点没有一个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就不可能对国家之间的关系有正确的认识,也不可能对整个世界形势有正确的认识。



外交是内政的继续,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而政治的本质,政治的根源,在经济、在经济型态。认识一个国家的性质和特点,离不开对这个国家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的分析。看世界形势,也离不开这样的分析。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科学方法,是常识。但是,习近平同志恰恰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常识,结果常人都能看见的事实,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反而看不到了。



美国为头的西方发达国家,都是资本主义国家,而且是垄断资本主义的国家,垄断资产阶级不仅掌握着这些国家本国的政治统治,而且现在主导着整个世界。这是当前一个很容易看清的基本事实,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事实,是形势的本质,别的可以忽略,作为共产党人,看不到垄断资本主义在当今世界的存在,那还有无产阶级这个阶级的位置吗?那还有无产阶级先锋队____共产党的位置吗?可是,共产党人的习近平同志竟然没有看到____但愿不是故意抹杀。



国内不讲阶级斗争了,国际也不能讲了吗?为了韬晦,难道对于美国的霸权地位提也不敢提了吗?从马克思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到如今,革命导师、各国共产党,不知发表了多少对形势的宣言、决议、以及党纲、党章,还从来没有这样彻底抛弃阶级斗争观点的,就是赫鲁晓夫集团,也没有走到这一步啊!




习近平同志对形势的分析,让我们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全是含混不清、似是而非的现象,对这些现象又不做解释,让人不知其所以然。



例如,说『世界多极化不可逆转』,但世界多极化到底是指什么,最终也没告诉我们。过去有两大阵营,不是一极;后来有两个超级大国,也不是一极。十月革命后,有列宁代表的社会主义运动;中国革命后,有毛泽东代表的社会主义运动,都不是一极。要说资本世界的多极化,一是,是资本主义大国的多极化,二是,这种多极化是有限的,并没有替代美国的霸权地位,用兵伊拉克就是一次赤裸裸地检验。习近平同志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只说多极化,不说明实质,甚至连现象也说不清,谈何形势?



又如,谈及苏、东社会主义的失败,说『世界社会主义发生严重曲折』,但这个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对世界形势有怎样的影响,到底也不给你个交待。实际的事实是,苏、东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这个转变,加强了欧洲资本主义一体化。不过,俄国作为昔日的霸国,有着老沙皇、新沙皇的历史传统,不仅不会丢掉自己的国际利益,也不会丢掉自己的国际地位,它作为一个资本主义大国的重新崛起,指日可待。这些,是应该做出分析和预见的,不然谈何形势?但习近平同志只用『严重曲折』四个字一笔带过,好像失败就是失败,对共产党人没有震撼,对形势没有发生影响,该说的话没说。



再如,说『新科技革命及其带来的重大科技发现发明和广泛应用,推动世界范围内生产力、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这个深刻变化到底是指是什么,尤其,涉及生产方式的深刻变化到底是指什么,怎么可以不讲明白一点呢?



再如,说『所有这些,引起全球经济格局、利益格局和安全格局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化。』但是,这是一些怎样的格局,发生了怎样重大的变化,习近平同志也是不给你说,是不好说,还是自己也说不清,反正最后也没有把『形势』搞明朗。



习近平同志是位有能力、很聪明的人,但是,说了这么多套话、废话、傻话,原因在哪里?原因还是在邓小平同志这个紧骨咒。他的所有的说法,根本不是他的发明,不过是鹦武学舌而已,是搞邓小平同志的『凡是』的结果。




邓小平同志规定了对于世界形势观察的总纲,这就是『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习近平同志不敢突破这个框框。



这是一个典型的修正主义的提法。是他的猫论在国际范围里的运用。如主席所说『不管是帝国主义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真的是不管:只有和平,没有矛盾,没有斗争,更没有战争。只有发展,没有扼制,没有欺凌,没有掠夺,更没有穷富对立。



但事实不是这样。所谓和平,是苏东社会主义失败后,垄断资本主义在全世界范围里统治地位的相对稳定;但是,掠夺反掠夺、控制反控制的斗争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局部的战争,依然到处存在。所谓发展,是在垄断资本主义统治下的全球一体化发展,发达国家在维护本国资本利益中求发展,不发达国家在维护本国独立中求发展,发达国家手中握有资本和技术,不发达国家提供原料和廉价劳动力,这像一个世界工厂,是世界范围里的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关系。社会主义运动在经历了巨大的挫折之后,仍处于低谷,但是,尼泊尔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委内瑞拉社会主义运动的胜利,表明社会主义运动将会从更高的起点上起步,悲观的论点,取消的论点,无所作为的观点,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列宁关于垄断资本主义的基本观点,没有过时,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的划分的理论,没有过时,一句话,用马列毛主义分析世界形势,没有过时。眼下的金融危机又提供了最新的例证。



不管对形势该怎样表述,有一点很清楚,一个共产党人,一个共产党,在分析形势时,不讲资本主义,不讲社会主义,不讲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不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观点又是什么呢?






二,如何认识执政的共产党的历史任务





自从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为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组织____共产主义者同盟所写的纲领<.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一百五十多年过去了,全世界所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共产党对于自己的历史任务都十分清楚、十分明确。这就是要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党的称号,也由此而来。许多党,过去称社会民主党,不科学,近一百年前,列宁强调应该改称共产党,他讲的理由,正是共产党的历史任务。这个意见,实际也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见。



共产党人干革命,夺取政权,职掌政权,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所采取的一切方针和措施,都是通向共产主义的必要步骤,最终都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这个确定无疑的大目标。



这个常识,不说什么马克思主义专业博士这些头衔,我想,习近平同志应该是很熟悉的。



可是,习近平同志在报告里是怎样说的呢?他说:『我们党自1949年在全国范围(应说台湾除外)执政以来特别是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已经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转变为一个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一个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转变为一个在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这两个重大转变,集中反映了我们党80多年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进步,也反映出执政党不同于领导革命的党、领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同于领导计划经济的重大区别。』




这样概括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任务对不对呢?



不对。



本来从夺取政权的党转变为职掌政权的党,这个转变是清清楚楚的,在表述时,不该出错误,但是,由于习近平同志脑子里有一个错误的框框,所以,连一个简单的表述也发生了原则的错误。这就是,他把这种区别看成是『执政党不同于领导革命的党』。



所以说是原则错误,就在于,按照这里的逻辑,只有夺取政权是领导革命,职掌政权不是领导革命。看起来只是少了『革命』二字,但实际上,这正是修正主义路线在认识上的根源。



职掌政权不但是领导革命,而且是领导更深刻的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革命,是实现并不断深化的社会主义革命。对于这个转变,毛主席曾经形象地比喻说,夺取政权的胜利,不过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而职掌政权,则是开始更伟大、更艰巨的新的长征。这当然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观点。



夺取政权是为了能够搞社会主义,一旦取得政权就要落实搞社会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什么,社会主义是一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伟大变革,是要用公有制的社会经济制度代替资本主义的私有制的经济制度,是要用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当家作主代替资产阶级当家作主,是要用共产主义思想文化代替资产阶级和其它的剥削阶级的思想文化,这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大革命,这不是一朝一夕的革命任务,而是贯穿于整个一个历史时代的革命任务。对于这个历史任务,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做了最初的也是最全面、最经典的论述。




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获得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伟大尝试。正是在公社经验的基础上,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科学预见了共产主义社会必然要有一个第一阶段社会主义,并深刻指出了,由于社会主义社会在生产力发展上的不足,必然带来经济关系、社会关系以及思想关系上的不足,必然『带有旧社会的痕迹』,因而要继续革命。



十月革命是无产阶级获得政权、职掌政权的第一次伟大的胜利。正是十月革命后共产党执政的的历史经验,使列宁得出了对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革命的理解,而不是取消革命的理解。正是列宁明确给社会主义下了这样的定义: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也正是列宁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过渡性的社会,不能不是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和衰亡着的资本主义斗争的社会。列宁提出社会主义是苏维埃加电气化,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加现代化生产力。列宁充分看到了社会主义事业的艰难,看到了阶级存在是一个长期的事情,看到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所以,毛主席临终前,告诫全党,要向列宁请教,『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搞清楚』。



毛主席实际操作社会主义的时间更长,正反两方面的东西见得更多,既有国内的,也有国外的,虽然没有经历苏东剧变,但是,经历了苏东变修。正是及时总结了实践经验和教训,毛主席才能够丰富并发展了列宁的思想,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从而提出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执政的共产党,还要继续革命,还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而不是三项指示为纲,即:不是把搞经济和搞政治并列为纲。临终前,他用很通俗的语言,表达了很深刻的思想。这就是1974年底的『理论指示』和1976年3月3日六时、批示『同意』二字的中央4号文件公布的『毛主席指示』。其中,一再说明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阶级的事实和继续革命的必然性、必要性,其中有这样一段精彩的话:『为什么列宁就没有停止呢?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份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一万年以后矛盾就看不见了?怎么看不见了呢,是看得见的。』辩证法的本质就是批判的革命的。这个意义上的革命是永远不会消失的。毛主席正是以这样的非常革命的辩证的思想去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所以必然得出非常革命的结论,马克思主义的结论。可是,在目光短浅、境界低下而又要维护『大官利益』的修正主义者的视野里,不可能有革命精神,他们一见到革命就會害怕,这是很自然的。



社会主义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而且必然是一个很长的革命时期。社会主义的难度,主要不在发展生产力,而在建立一种新型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社会关系、思想关系。资本主义可以为社会主义准备现代化生产力的前提,但是,不能准备整个社会改造的全部的前提,作为一种全新的社会制度,有待执政党带领劳动人民,经过艰辛的努力,去一步一步创造。如果把这样一个天翻地覆的革命任务,简单地看成只是一种发展经济的任务,那真是不知社会变革的复杂和困难,尤其是公有制社会代替私有制社会的复杂和困难,也忘却了共产党人的历史任务,忘却了搞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



正如马克思深刻论述的:『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间断革命,就是实现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把这种专政作为必经的过渡阶段,以求达到根本消灭阶级差别,消灭一切产生这些差别的生产关系,消灭一切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社会关系,改变一切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观念。』又说:『对我们说来,问题不在于改变私有制,而只在于消灭私有制,不在于掩盖阶级对立,而在于消灭阶级,不在于改良现存社会,而在于建立新社会。』马克思明确宣布,共产党人的『宗旨是推翻一切特权阶级,使这些阶级受无产阶级专政的统治,为此采取的方法是支持不断的革命,直到人类社会制度的最后形式——共产主义得到实现为止。』这些,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有名的不断革命的思想,不是托罗茨基的不断革命的思想。这里的不断革命,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就是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只有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到来,共产党人的历史任务才算最后完成。




这类马列的涉及基本原则的重大意见,毛主席总是号召全党、全国人民反复学习、反复领会,以便使自己的工作有个正确的方向。可是,自邓时代,再也不提学习马列毛了。不学习,还自吹『发展』,你连方向都搞不清,连宗旨都搞不清,只说发展,谁知你会发展到哪里去?事实是,发展到了修正主义泥坑里去了。毛主席是得了马列真经的,他做得有偏差,因为一是新,所以难;二是主席是人,人都有局限,更况已是高龄,但原则、方向、路线完全正确,继承了马列,发展了马列,把马列主义提高到了毛泽东主义的新阶段,能做到这些,也就足够伟大了。



这些道理无非说明,习近平同志把执政党和革命党对立起来,并以此来理解所谓的第一个转变,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近二十年前,就有那么几个人,面对苏东剧变,提出所谓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问题,他们的论述,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而且很浮浅,照那样做,绝不可能应对苏、东失败的悲剧,只能是苏东修正主义的延续。



正因为对于执政党的历史任务,在认识上出了原则错误,那就必然会发生关于第二个转变的认识上的错误。这就是所谓『已经从一个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转变为一个在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



这个提法,至少包含两方面的错误。



第一,这里,进一步落实了前面的错误,就是把执政党的历史任务,仅仅归结为领导国家建设。所以,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共产党,被描述成,是『一个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建设的党』毛主席所领导的一系列的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社会改造运动都被取消了,只剩了在外部封锁条件下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建设,谢谢习近平同志还没有使用『闭关、锁国』,『僵死、崩溃』这样一些大批判语言。即便这样,这也是错误的说法,也是不实之词。根本不能说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究竟领导人民干了些什么,是对那样一个带了不可避免的错误的、但终究还是非常伟大的时代的歪曲。



至于,对改革开放以来近三十年的表述,倒是贴近事实,但也正是错误所在。只有领导经济建设,没有社会主义革命,说两个基本点,实际只有一个基本点,什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无产阶级专政,这些刺激人的字眼,已经统统排斥在经济建设之外了。




第二,对于这个第二个转变,即『转变为一个在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这个提法也有错误,这个错误是和对社会主义历史任务的错误认识相联系的,而且错误贯彻到了如何搞社会主义经济上来。当前大家关心的农村问题,也在这个范围里面,所以很值得研究。



社会主义经济到底能不能概括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问题的要害。我觉得还值得重新探讨。



我的意见是,不能。



这个提法,在马列毛主义经典作家的本本上没有先例。但是,这不是判断是非的根据,因为任何一个严肃的马列毛主义者都知道,实践在发展,马列毛主义也要发展,如果不敢超越已往的马列毛导师的现成结论,马列毛主义的发展就成了一句空话。所以,事情决不在马列毛说没说。而在于,这个意见对不对。



这个意见不对。



这个意见违背了马列毛主义的基本原理。




马列毛的具体结论可以突破,马列毛主义的基本原理,不能突破。这正如恩格斯说过的道理,一个共产党(当时叫社会民主党),什么都可讨论,唯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能讨论,因为你要是不承认这一点,就不再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不再是共产党。所以这是个前提。你要是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正确,你可以搞别的党,可以离开马克思主义,谁也不会要求你必须尊重马克思主义。但是,你是共产党,又宣称是以马列毛主义为指导的党,我们就要按这个主义的基本的原则讨论问题。



从马列毛主义的观点看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也就是说,应该怎样把握社会主义经济、概括社会主义经济?这本来不是一个问题。但是,在近三十年来,有各式各样的概括,结果,随着错误倾向的不断发展,对社会主义经济的概括,不是越来越正确,而是越来越成为问题。最后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错误理论的提出。



社会主义经济是共产主义经济的第一阶段,本质上说是共产主义经济范畴里的东西。共产主义这个名称,已经把事物的本质概括进来了,就是共产制,也就是公有制。这也是<共产党宣言>里讲得清清楚楚的,动摇不得的。共产主义经济就是共产主义的经济,同样,社会主义经济就是社会主义的经济,这个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就是对这种经济型态的最本质、最准确的概括。



可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却要动摇这个本质特点。



资本主义经济是完全的市场经济,但是,马克思没有概括资本主义经济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因为,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特点,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特点,也在它的名称里概括出来了,就是资本,资本占有,剩余价值剥削。这个本质特点,决定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其它的特点,包括它在市场经济中运行的特点。如果有时使用『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个说法,那意思也只是说,这是在谈论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的特点、规律等等问题,而不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做概括。




西方经济学家一般不喜欢使用资本主义经济这个概念,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概念揭露了资本的本质。他们更喜欢使用自由市场经济这类概念,并常常和计划经济这个概念对比起来使用,好像社会主义经济就是计划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就是市场经济。这是巧妙地避开了事物的本质,而只抓住了事物的某一特征。在当代,资本主义的一个特点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说到底就是资本主义经济。但是,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经济的运作形式,而不是本质。本质是资本,资本剥削。可以说,当代的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经济,但是,不能反过来概括说,资本主义经济就是市场经济。因为这个提法不能概括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特点。



为了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提法,就搞出一个市场经济不存在姓社姓资的命题。但是,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命题。



在当代,市场经济只能姓资,只能属于资本主义经济范畴。



古代有市场,中古也有市场,但那时的历史条件决定了,那时的市场经济,从属于那个时代的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经济关系,也不是完全的、彻底的市场经济。



但是,在当代,只有一个可能,市场经济属于资本主义性质。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科学分析过,按劳分配没有超出资产阶级的狭隘眼界,揭示了就其实行等价交换来说,是以形式上的平等掩盖了事实上的不平等,是一种资产阶级法权,是以私法为前提的。这个例子,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科学的分析经济现象的方法。




市场经济是以私有制为前提,以商品流通,货币交换等等方式运转的经济形式。在现代社会,市场经济,只能遵循资本主义经济的规律运转,是非常清楚的资本主义范畴里的东西。说市场经济没有姓社姓资的问题,是抹煞这种经济形式的本质。迄今为止,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还没有一种经济形式是超阶级的,不带阶级属性的。在我国私营资本企业有了迅猛发展、外资企业请了进来的今天,说市场经济没有姓社姓资的问题,那资本的利润经过什么运作而来?一种把劳动力转化成商品,把劳动产品转化成商品,从而使资本产生利润的市场经济,说不姓资,那该姓什么?就是国营经济,一旦进入市场经济,也不能不遵守资本主义经济运作的法则,否则就只能置身在市场经济之外。这不是诡辩可以掩盖的事物的本质。如果市场经济没有社姓资的问题,那干么又要特别区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说不通的。市场经济只有一种属性,就是资本主义属性。



列宁说小生产每日每时地产生着资本主义,按劳分配都是资产阶级法权的东西,怎么市场经济反而没有资本主义属性了呢?市场经济、市场交换的前提难道不是私法、不是资产阶级法权吗?一些持资产阶级观点的经济学家,例如那几个头面人物,他们不是马列毛主义者,不是无产阶级革命者,不是为工农劳动人民群众服务的,他们有的本人就是资本家,他们怎么能懂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他们根本不知道社会主义是什么,社会主义经济是什么,不知道社会主义政治统领社会主义经济的原则,他们都是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大师』的门徒,是马克思主义的敌人的门徒,听他们的,还能搞什么社会主义?只能搞『搞垮社会主义』!苏东剧变前后不是有这样一群经济学家吗?有这样一个讽刺说法,波兰有世界上最好的经济学家,有世界上最坏的经济。就是指的这群人,有的还是诺贝尔奖金的获得者。可别迷信这种人,他们是会坏事的。那位波斯不就是诺贝尔奖金的获得者吗,他的门徒,不正拿中国说事吗,他们最近说我们的政府是『世界上最好的政府』,别看是好听话,我们可得小心,别是帮了资本家太多的忙,『听话听反话,此理信不差』。



这个混乱,来源于邓小平同志,这位总设计师1979年就有了说法:『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1992年南巡讲话中又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短短的几句话,有一系列的错误,思想方法上的错误是搞折衷主义,抽调了矛盾的主要方面,抽调了事物的本质。经济学上的错误,是混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随后文人学者,加以理论化,就有了很多发明。



这里不想对邓小平同志的错误做全面批评。只批评他说的所谓『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这个论断。



社会主义条件下,看来必须搞市场,搞市场经济,这不错。但是,这种市场经济本身的性质,不是社会主义的,而是资本主义的。不能认为社会主义条件下允许存在的东西,都是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本身就是一个对立统一体,是列宁所说的,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和衰亡着的资本主义斗争的时期。实际上,纯粹的社会主义的东西,只能是属于共产主义范畴的东西,而有些必然存在的东西,本质是资本主义的或带着资本主义痕迹的东西,例如按劳分配就是资产阶级法权。所以,列宁说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还要执行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的职能。这是何等的严肃和科学!对于市场经济这类东西,也该做如此理解。现在私人资本主义已经是我们支持、发展的所有制形式了,按劳分配等等资产阶级法权之类的东西,已经根本算不上什么了。越是这样,理论的准确性越重要,不然就会走上邪路。例如私人民营企业,一般就是资本主义企业,可是,我们偏要模糊其本质,用一些中性的概念,只去描述现象,不去说明实质,这迁就了资本家,但对工人阶级有什么好处和意义呢?抹煞阶级本质,正是修正主义的特点。把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允许存在的,都冠之以社会主义性质,是混淆是非,是用偏见掩盖真理。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其地位、作用根本不能等同,就像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计划和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计划』不可同日而语一样。这不是市场经济本身性质的不同,而是市场经济存在的根本的前提条件不同,一个是社会主义,一个是资本主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是受制约的,是受限制的,这是因为我们有社会主义这个大前提,很关键的前提。正因为有这个前提,所以不能把社会主义经济概括为市场经济(尽管加了社会主义这个定语)。名不副实。这是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家、经济学家都看到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为主体,市场经济能概括吗?社会主义企业,工人是企业的主人,市场经济能概括吗?社会主义经济的一系列特点,市场经济都概括不了,因为它产生不出这些特点,它只能和资本主义相联系、促进产生资本主义发展。邓小平同志是一叶幛目。小平同志思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在这里,聪明是聪明,快是快,果断是果断,但是,总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看到了现象,抓不住本质。猫论不过是一个典型表现,他的整个政治见解,是典型的修正主义的思维方式:最终的目的是没有的,运动就是一切。这在小平同志身上表现得非常充分。对这一套怎么可以搞『凡是』呢?正确的作法,只能是把它扫进历史拉圾堆。不管他女儿邓榕怎么替他吹,怎么讥讽毛主席,但主席认识问题能力之高,小平认识问题能力之低,还是鹰与鸡的区别,几个臭屁,只能让人想笑又不得不捂鼻子。




就像不能把社会主义经济概括为计划经济一样,也不能把社会主义经济概括为市场经济。习惯上的说法,或者对外贸易上的需要,不能替代科学规定。计划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市场也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就是拿市场经济概括资本主义经济也不是科学的,因为这是经济运作形式,不是本质,本质是资本。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社会主义经济。



那么,社会主义经济和市场经济究竟是怎样的关系呢?是不是邓小平同志说的市场只是一种『手段』呢?



也不是。



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的形式,是有自己的运动规律的经济现象,不是人为的『手段』,就是计划,也不能说『手段』,也要服从内在的客观规律性,不是主观想怎样就怎样的。社会主义经济有计划,也有市场,这是社会主义时代的历史条件决定的,是一种客观的必然,是只能尊重、利用而不能违背的,不是手段问题。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存在市场经济,是由于生产力水平、所有制关系以及人的觉悟水平等等原因决定的,肯定社会主义条件下,搞经济可以也应该搞市场,是认识上的进步,是历史经验给我们的启发,固守马恩的设想,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所以,强调市场经济的存在的必要和意义,是对的。但是,说过了头,看不到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和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的区别,以为社会主义经济就是市场经济,这是原则错误。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存在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是市场经济,不是一个概念。社会主义经济的占主导地位的运作形式是宏观的计划的调控的经济运作形式,它不是包罗万象的,但它是统领一切的。这是由公有制的所有制形式决定的,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的性质决定的。市场经济正相反,它可以无处不在,可以充分发挥其调控作用,活跃经济,但是,它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主导调控方式。这只『无形的手』,最终要由『有形的手』管着。这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决定的,是它的优越性所在,是它可以避免大的经济危机的根据所在。这是历史经验证明了的。当然,这只有形的手,乱插手,乱指挥,会把事情搞糟,这也是有历史经验证明了的。这个弊端,主要发生在政治,不是社会主义经济管理本身的弊端,只是这个管理还未完全符合客观的经济规律。就这一点来说,这只有形的手的背后,还是有一只更大的无形的手。承认市场经济的作用,就是对科学管理的补充,不是对科学管理的否定。五年计划就是宏观计划调控的典型的表现,它是像个鸟笼子,市场经济不能冲破这个鸟笼子,漫天自由飞翔,那会飞向资本主义的。这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不敢放纵的原则,也是社会主义的优点,一遇大风大浪,就能充分表现出它的优越性。所以是不能动摇的,动摇了是要吃亏的。



如果说,只是为了强调社会主义条件下这个前提,才使用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这是一个意思,这要说清楚,以免误会。但是,如果像习近平同志这样,把共产党人执政条件下搞经济,说成就是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就是把我们现在搞的经济称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就完全错了。




社会主义经济的提法,能把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点反映出来,因为社会主义就意味着公有制,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分配上的按劳分配原则等等,可是,要是改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些本质特点就无法从这一概括中反映出来,市场经济四个字,只能按它的私有制的经济运作形式去理解,这就会和社会主义南辕北辙了。



习近平同志的这一理论错误不是他的发明,这个错误确立下来,是党的十四大,具体来说是江泽民同志主政时期。江泽民同志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确定什么样的目标模式,是关系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这个问题的核心,是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和市场的关系。』把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确定为『是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和市场的关系』。这是错误的根源。后来的历史证明,问题的核心是所有制问题,所有制形式调整,整个经济才有了根本变化。计划和市场的关系,过去的处理是有问题,也要改革,但不是事情的核心,更不能把社会主义经济理解为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不是计划经济,同样,社会主义的本质也不是市场经济。本质在所有制,在公有制,在所有制的多种形式并存。



弄清这个问题,不仅是一个马列毛主义的理论问题,而且是改革中不可回避的实践问题。实际上,经济改革见到成效,关键都是改革所有制。第一次是改农村的所有制,变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所有制形式为家庭占有形式,30年不变。第二次是工业领域里的改革;过去的改革收效甚微,后来动了所有制,中小企业改制,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只有动所有制,才能把整个生产关系带动起来,所有制是纲,抓住纲,整个经济关系才会发生根本变化。市场经济起不了这样的作用。



当然,我们搞的这种所有制改革,都是退,都是社退资进,是请回资本主义。为什么?历史条件决定的。没有办法,人民群众就这样跟过来了。靠公心不成,靠私心;靠公有制不行,靠私有制。靠社会主义不行,靠资本主义。靠自己不行,靠洋人。这就是事情的本质。当年都批大锅饭,我就不批,我不是赞成大锅饭,我是盯着那个特权饭,那是要害。什么『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这有什么不对。共产主义不是讲,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吗,尽了所能,少点,坏点,可以批评帮助,不能惩罚。但是,这就要批,要搞那个不一样,那个按劳分配,但那是资产阶级观点,是资产阶级法权。并不比大锅饭先进。现在要搞按劳分配,我不反对,很赞成。但道理你不能讲歪,讲过。那个残疾人,干不多,干不好,你管不管,还是要管,社会主义啊,连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管,你搞社会主义为什么局限于资产阶级法权不管。所以,不能资本主义万能,尤其不能把社会主义全退掉。中央也没这个打算,但因为路线的关系,有这样的错误。而错误的结果是,工人阶级吃苦了,国家受害了。



在所以制这个问题上,也就是在如何认识、评价资本主义在现今时代的历史地位上,各派的立场最清楚。就我的看法而言,右派主张私有制万能,资本主义万能,市场万能,对资本主义管不起来,甚至权钱交易,我不敢苟同;左派不承认资本主义的历史作用,一点余地也不给,甚至要照搬过去斯大林或主席的那一套,我也不敢苟同。社会民主主义者高寒先生说:『社会民主主义,一言一敝之,就是社会主义者干资本主义。』我的看法是,现阶段的社会主义,一言一敝之,就是社会主义加适度资本主义,是半社会主义。所谓特色,无非就是这个『半』字。




调整所有制关系,实质就是调整一部分社会主义公有制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就是从根本上调整生产关系。所以起决定作用。但是,这种调整必须以政治,也就是以无产阶级专政,以劳动人民利益为前提,是为了更好的一跃而后退;同时,这种调整又必须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公有制,发展在一定管理条件下的多种所有制为前提。要遵照列宁关于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教导办事。如果不是这样,把所有制的变动,变成了公有制的溃败,变成了资本家的掠夺,那这个变动不是改革,是倒退,是失败。



如果这在理论上不错,那目前的农村的改革要调整所有制是符合历史规律的,并不能理解成是对农民的土地掠夺。重新搞土地私有制或维持原来的集体所有制形式,别看两派争论得很厉害,但我总觉得两种意见都不太合适。农村问题的要害是生产力水平低,所有制关系适合了原来的低下的生产力,现在,生产力发展有了过去不能比的新的条件,所有制形式也必须跟上变革。



这次中央的决定基本是对的,缺点是不彻底。抓不住要害,改革不彻底。大体重复了五年前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的意见。流转那时就提出并给予肯定了。现在没有大的进步。是否受两派争论影响,我不得而知。



再承包70年,就是折中的结果,就是当断不断,就是不彻底,就是自找麻烦。我在<中国农村问题的要害在哪里>一文中提出,实行土地国有制,把使用权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来。变家庭承包这种不明确占有为明确占有,变不稳定的30年等形式的占有为稳定的长期的占有。不明确不稳定的占有,后患无穷,例如,现在30年到期,在城郊购买使用权的企业和单位,马上就有一个和土地承包者的重新签约、再次购买的问题,而这是一个没政策的大问题。现在说长期不变,多少年?现在说归集体所有,怎么实现?都很复杂。会有无穷无尽的矛盾,会阻碍生产力发展。而给于占有权,这个占有权,除了不是私有,可以随意转让、出售,就像城市土地流转一样。但土地的管理权利在国家,包括农田不准转非农使用等等,因为所有权在国家手里。



土地国有化和集体化不矛盾,愿意坚持集体化的农民可以集体使用土地占有权,不愿集体使用的可以坚持家庭占有、使用。这不是土地私有,但又有利土地流转,有利大农业产生。这不是集体所有,是国家所有,但又可以实行集体化、合作化、股份合作制等等各种形式。国有到底高于集体所有。把集体化理解为就是集体使用那一小块土地,而不能变更,那三农问题永远也解决不了。工人阶级两手空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可以过上幸福生活,靠什么,靠是天下的主人,是全社会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农民为什么就不能离开土地、走上工人阶级这一步呢?这恰恰是最终的农民解放之路,共产主义之路。捍卫一小块土地,不如捍卫无产阶级专政,有了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的政权,有一口饭,也是大家的,怕什么?怕就怕国家政权变颜色,那就会,再多的财富,再多的土地,劳动人民也没有好日子过。




三农问题的关键,恰恰是大部分农民必须离开土地,走进工人阶级的队伍,剩余的农民,走向机械化,变成现代化农业的新型农民。道理很简单,农业必须提高生产率,提高每个农民的生产率,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只是考虑单位面积的产量。这是唯一走向富有的道路,是中国解决农村问题的要害。这是一个农业工业化的过程,是一个变农业国为工业国的过程。这个过程应该、也只能是步步加强、发展社会主义的过程,因而又是走向共产主义未来的过程。



当然,这有一个前提,就是首先要解决政治路线问题,要有政治保证,要在人民民主专政条件下,有监督、有秩序地进行。这又涉及中国整个国家的问题,涉及邓小平错误路线的问题。大道理管着小道理,大道理解决不了,小道理不可能得到正确解决。再好的办法,也是废话,再好的办法,也会走形,最后误国误民。所以,本文讨论的都是大道理。



习近平同志关于党的历史任务的错误论述,不是一般的错误,而是原则的错误。否定党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革命任务,把搞经济这一中心任务实际转变成了唯一的任务,而把搞经济,又转变成了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就和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完全背道而驰了。这一理论上的错误,是三十年来实践上的错误在理论上的表现,也可以说,是三十年来指导实践的错误路线的又一次集中反映。寻根究底,还是那条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





三,如何认识发生错误的原因





就像我认定邓小平同志的路线是一条货真价实的修正主义路线,而并不完全否定邓小平同志的个人质量和历史贡献一样,我对其它的继续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中央领导同志,也不是从个人品质上论是非。尤其像胡锦涛同志和习近平同志都是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人,而且还是同代人中的佼佼者,而习近平同志从青年时代下过乡,表现又那样好,又是我们所敬仰的习仲勋同志严格教育出来的孩子,不管从哪方面说,他们应该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好的接班人,应该不会背叛毛泽东思想,应该是我们共产主义事业的希望。




但是,历史事实与我们的希望相反。



他们坚定执行的是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路线,过去的五年是这样,十七大是这样,刚刚开过的十七届三中全会还是这样。



习近平同志的报告只是一例。我也只批评了其中的两个要害问题。做这样的报告,出这样的错误,就像看到胡锦涛、温家宝同志出错误一样,实在是我们不愿意接受的,而又是不能不接受、不能不严肃对待的,因为党的事业第一,人民的利益第一,这不涉及对个人评价的好坏、高低。我不知道他们的心情,但我知道,我的心情是痛苦的。痛苦地做着自己不愿做而又不能不做的事。



这种痛苦使我不能不想到一个问题:这样一些出色的好同志,为什么会出这样一些原则的、看起来又很简单很不该犯的错误呢?



这是一个大家都该正视的题目。知道为什么会出错误,知道发生错误并非偶然,知道发生错误事出有因,才敢于去承认错误,去解决错误。



第一个原因就是没有在马列毛主义原著上下过功夫,没有弄懂马列毛主义的真谛,而这个真谛首先的第一位的正是阶级、阶级斗争观点,阶级分析方法。




看共运史,从老修正主义者,到现代修正主义者,从陈独秀,到邓小平,都是在这个基本观点上背离了马列毛主义。没有阶级观点,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眼睛老是盯着上层,希望靠所谓的公平、正义,靠资产阶级恩赐,去帮助工人阶级摆脱苦难,而忘记『工人阶级的解放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在阶级搏斗涉及政权的关键时刻,缺乏任何历史主动精神,软弱、轻信、动摇、退让,最后甚至叛卖,扮演历史罪人的角色。在职掌政权后,看不清社会主义的本质,看不到旧的阶级存在的土壤还未完全铲除,而新的阶级的产生的土壤又会发生。列宁说『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但要想实现这一点,就必须实现从生产力、生产关系到整个庞大的上层建筑的完全革新,这自然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一个充满斗争的十分艰难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党存在着变颜色的可能,存在着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反复斗争,共产党人面临的困难比夺取政权既不小也不少,政权得而复失的教训已经证实了毛泽东的预见。苏联修正主义带来了苏东社会主义的失败,邓小平修正主义带来了中国社会主义的蜕变。



讲不讲马列毛主义,『阶级斗争』四个字是一块可靠的试金石。不管敌人怎样歪曲这个理论,只能证明这个理论的重要和不可丢。四个坚持的基础也在这里,抽调了这个基础,还要四个坚持干吗?没必要了,现在正是这样。小平同志路线出问题的原因就在这里,胡锦涛、习近平同志举不起马列毛旗帜的原因也在这里。这似乎已经没有必要多说,理论上,马列毛的书在,实践上,经验和教训两方面已经足够,还要说什么呢?不用了,胡锦涛、习近平同志有足够的智慧,也受过足够的毛主席的教导,习近平同志还是马克思主义专业的博士,书,应该是读够了的,共运史,应该是很清楚的,就是真信还是假信,真通还是假通的问题了。



第二个原因就是不敢坚持独立思考,不敢反潮流。



这与我们党培养和选拔干部、接班人的制度有关。长期以来,尤其是执政以来,选拔干部,积极方面是应该肯定的,但有两个很大的弊端,一是不坚持走群众路线,总是自上而下地挑选;二是不注意选拔有独立思考精神,尤其是敢于反潮流的干部。由于第一点,干部对自身要求,注重对上负责,唯上是从;由于第二点,干部缺乏对马列毛主义的独立研究、理解和运用,重贯彻,轻创新。一般来说,大部分干部,都有尊重领导,埋头苦干,谦虚谨慎,团结同志等等优点,但很少有敢于创新,敢反潮流这样的优点,有这样优点的人是有的,但常常会压制下去。



这样一种选官制度,造成了一种风气,造成了一种思维定式,就是因循守旧,谨小慎微,老老实实,仕途第一。作为几十年在干部队伍里逐步提升的习近平同志、包括胡锦涛同志,不能不受这种环境的影响。我总是在想,胡锦涛、习近平同志怎么会看不到主席路线和小平路线的区别,怎么会看不到哪一条更符合马列毛主义、更符合实际?主席路线,这错那错,大方向、大原则不错;小平路线,这对那对,大方向、大原则不对,经过三十年的实践检验,面对中国的现实,像他们这样水平的同志怎么会看不到呢?就算看不到,到处有批评邓小平路线的声音,难道就一点也听不到吗?更大的可能,不是看不到,是不敢反潮流。过去是邓小平、江泽民同志挑选了胡锦涛同志,现在是胡锦涛同志挑选了习近平同志,要他们反邓小平路线的潮流,这在他们是不可设想的,至于党的事业,烈士的鲜血,人民的利益,都在其次了。




就这一点而言,的确要解放思想。邓小平敢反毛泽东的潮流,而且反过了头,走向了反面,你们为什么不敢反邓小平的潮流,而且,这是顺应历史发展要求,顺应人民利益要求的正确的反潮流。并不是因为毛泽东批判邓小平,造成了邓小平反毛泽东的潮流,而是邓小平等同志作为那一代的领导人,毕竟受过民主的训练,懂得坚持自己意见的权利,只是并不正确而已。就是习仲勋同志,不是也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反了邓小平同志的潮流吗?不是在赵紫阳同志(我不赞成他的思潮)去世后,习仲勋同志的夫人齐心同志还是携全家给赵紫阳同志送上了花圈吗?这都是反潮流,都是不奉迎,是高尚的共产党人的情怀,也是我们祖国的好的历史传统。习近平同志,学学令尊吧,把党的原则,把党的事业放在第一位。薄一波同志至死都非常尊敬毛主席,他的大儿子对记者特别强调了这一点,这是一个声音,是要求继承主席遗志的声音,至少我是这样想的。薄熙来同志国庆想到去祭奠江姐他们,习近平同志想到去井冈山回顾主席当年的艰难困苦,这使我想起话剧<青年一代>中经过周总理修改的江姐的那段遗书中的嘱咐:孩子,你可以忘记你的爸爸,可以忘记你的妈妈,但是,你不能忘记革命!当时,我们是流着泪水听江姐、听总理的教诲的,你们可不能忘了啊!



第三个原因就是长期做官,做大官,高高在上,对劳动人民已经缺少火一样的热情。



路线问题不是虚的,是很实实在在的。不说别的大道理,仅说出现了那样多的大贪官,出现了那样严重的两极分化,出现了那样坏的社会风气,就凭这个现状,你这条路线就不正确。这里没有很神秘、很深刻的道理。一个对劳动人民怀有火一样热情的人,一个对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换来的劳动人民的解放抱着严肃的责任感的人,一个下定决心继承毛主席等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事业的人,面对国家的现状,不管有多高的GDP,你都会拍案而起,要反潮流,因为这不是社会主义,这是对社会主义的背叛,对劳动人民的背叛。这就是魏巍同志临终前,叫孙子三呼『继续革命,永不背叛』的道理。他是怀着一颗对党、对人民的火热的感情倒在战斗的岗位上的,他的死,比泰山还重。他值得胡锦涛、习近平同志学习,有了这样的对党、对人民的火一样的热情,立场不会错,方向不会错,路线不会错,大局不会错。



也许还有一些造成错误的原因,我不一定能认识到,这是需要你们自己根据自己的实际反省的。我的意见不一定对,但请允许人讲错话,尤其要注意别人是否讲对了什么,而不急于寻找别人讲错了什么,那会把善意的批评也拒之门外。我自知水平不高,但我们都是信仰共产主义的同志,所以敢于直言。有的同志看到我大胆批评你们,就说我是『改革开放以来最牛的老百姓』。其实这正是一个大道理,在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劳动人民当家的国家里,最牛的就该是老百姓。更况主席临终前,又一次说,『上了大学不想和工人划等号了,要做工人贵族。就是普通的工人农民每天也在进步。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却是可笑的,包括我。往往下级水平高于上级,群众高于领导,领导不及普通劳动者,因为他们脱离群众,没有实践经验。不是有人说大学生不等于劳动者吗?我说我自己不及一个劳动者。』这不是伟大的谦虚,这是真正的伟大。这是把唯物史观贯彻到底而形成的人民群众史观,既是认识世界的伟大的思想武器,也是改造世界的伟大的物质武器。希望习近平等领导同志认真听听人民群众的意见吧,不要做秘书的话筒。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基本特征只能是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记得马克思说过,为了胜利可以和魔鬼结成联盟,但是,是我们牵着魔鬼走,而不是魔鬼牵着我们走。我们可以请回资本主义,可以大胆开放市场经济,但是,是社会主义牵着资本主义走,是社会主义牵着市场经济走。只有这样,才是在『四个坚持』为总纲统领下的改革开放,才真正能把中心工作____经济工作,在社会主义的轨道上越做越好。



如果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搞成一种中国变色的修正主义理论,那肯定等待我们的会是悲剧,是任何一个中国人也不愿看到的悲剧。习近平同志应该看到这个危险,而且要敢于避免这个危险。在历史抉择的紧要关头,可不能犯一念之差的错误啊!





项观奇2008。10。26于德国马克思的家乡红思屡克 xiangguanqi@yaho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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